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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中古文学史的编纂和研究虽然已经走过百年的历程，但仍然存在一些弱点、盲点、偏颇和歧见，诸如文学自觉问题、单线思维问题、学科限制问题，都受到了学界不同程度的质疑。随着新出文献的逐渐繁盛，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变旧有的研究模式，开拓新的研究空间，有些方面甚或可以重新书写和建构。新出文献中最重要的两类文献是石刻文献(其中最大宗是墓志)和写本文献，这两类文献为中古文学史研究的原典文献。中古时期的新出文献呈献出更多的文学史内涵，也是中古文学研究的重要载体，利用新出文献可以推动中古文学史研究的多元化进展。 关 键 词：新出土文献/中古文学史/墓志/写本/多元化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4ZDB065)。 作者简介：胡可先，男，浙江大学人文学院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唐宋文学研究。 中古文学是中国文学发展的一个特定阶段，现代意义上的文学史书写与建构也已走过百年的历程，对中古文学史研究的问题进行审视，可发现仍然有一些弱点、盲点、偏颇和歧见，尤其是百年文学史编纂的单线思维，使文学史的本来面貌得不到真正彰显；流行百年的魏晋时期“文学自觉”的观念也受到了多层面的质疑。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运用新出文献展开中古文学史研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变旧的研究模式，开拓新的研究空间，提供新的研究思路。新出文献对中古文学史书写和建构的意义在于：新出土的中古墓志呈现出更多的文学史内涵，新出土的写本文献是中古文学史研究的重要载体，利用新出文献可以促进中古文学史书写的多元化。 一、中古文学史研究的问题审视 (一)文学自觉问题 文学自觉说来源于日本铃木虎雄的《魏晋南北朝时代的文学论》，该文最早发表于日本的《艺文》1919年10月号，后来收入其《中国诗论史》一书，他的结论是“魏的时代是中国的自觉时代”。1927年，鲁迅先生发表了《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的关系》的演讲，提出了“魏晋文学自觉说”，近百年来在中古文学史研究领域产生了巨大影响。鲁迅说：“孝文帝曹丕，以长子而承父业，篡汉而即帝位。他也是喜欢文章的……丕著有《典论》，现已失散无全本，那里面说‘诗赋欲丽’，‘文以气为主’……后来有一般人很不以他的见解为然，他说诗赋不必寓教训，反对当时那些寓训勉于诗赋的见解，用近代的文学眼光看来，曹丕的一个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或如近代所说是为艺术而艺术的一派。”[1]526这一论断对20世纪以来的中古文学史研究及批评产生了深远影响，以至于当今的主流文学史著作仍然将文学的自觉视为魏晋文学的重要特征，如袁行霈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第三编《魏晋南北朝文学绪论》第一节就以“文学的自觉与文学批评的兴盛”立目。但这也引起了学者们的反思和辨正，认为日本铃木虎雄提出的这一说法并不是一个科学的论断，鲁迅先生接受这一说法本来也是有感而发，虽然具有一定的学术启发性，但不能把它上升为文学史的规律性理论判断，否则会影响我们对魏晋南北朝文学的全面认识，也有碍于对中国文学发展全过程和中国文学本质特征的认识，因而中古文学研究中不适宜使用“文学自觉”这一概念①。诸位先生的商兑虽然不同意铃木虎雄和鲁迅先生的说法，但往往将论点集中于汉代文学自觉说的挑战、功利主义与文学自觉的关系、文学的社会承载与审美价值的关系的辨析上。 我们现在来看，“文学自觉”说的核心就是鲁迅先生直接归纳的“为艺术而艺术”，其实这种说法不仅不符合魏晋文学的事实，甚至也不符合整个中国文学史发展的实际。因为无论是铃木虎雄还是鲁迅，这一说法的时间基点是朝代，如果限于诗赋文体，这种说法或许有一定道理，而推及文章甚至涵盖整个文学，其偏颇就大了，因为中国任何一个朝代的文学表征和发展演变都不是“为艺术而艺术”的。不仅是一些史学著作如《左传》《史记》《资治通鉴》很重视文学表现，甚至一些地理著作如《水经注》、佛教著作如《洛阳伽蓝记》，其中都有一些颇具文学性的经典篇章为历代文学选本精选。因此，“文学自觉”说很大程度上遮蔽了中国文学发展过程中一些重要的文体和文学现象，尤其是五四运动以后，引进了西方的文学分类学说，将中国古代文章纷繁复杂的类别和特性屏蔽殆尽。“文学自觉”说的流行也与其产生的时代环境有着密切关系，而且以后愈演愈烈，以至发展成文学史规律性的理论判断，这样也就使文学史的书写与文学的发展实际逐渐偏离。比如关于北朝文学的地位，按照文学自觉说就存在着荒漠化的危机，而新出土石刻文献尤其是墓志表明，北朝文学研究的薄弱局面需要彻底改变。以前的文学研究重经典名家名作，轻应用性文字篇章，这在北朝文学的研究中尤为突出，而北朝墓志作为传记文学的一类，既具文学性，又有社会性，文字质朴，骈散兼融，对隋唐以后文章学发展影响很大。如果我们将新出土的北朝墓志作为一种独立文体加以研究，并以此为中心展开文学史现象和文学史演变的研究，则会有广阔的前景。 (二)单线思维问题 长期以来，传统的中国文学史写作大多按照时间线索叙述其历史发展脉络和演化进程，但由于时间维度的主导性，空间维度难以得到强调和凸显，这使文学史的本来面貌得不到真正的呈现②。这一观点已成为21世纪诸多文学史家的共识。这种按照时间线索叙述文学史进程的思维方式，我们称之为“单线思维”。现代意义上的文学史从1904年林传甲出任京师大学堂文学教授主讲中国文学史以来，已超过百年，文学史著作也由早年的简略发展到后来的繁复，但迄今为止，超过两千部的中国文学史著作大多仍然沿袭着单线思维的方式，即由一个时间线串起一系列作家作品，再加上一些背景的叙述和影响的说明。这样就使中国文学史尤其是中古文学史的研究呈现出诸多偏向：一是重视时间向度，忽视空间维度；二是重视汉族文学史的梳理，忽视少数民族文学史的讨论；三是重视以男性为中心的文学叙述，忽视女性文学的书写；四是注重书面文献的利用，忽视新出的资料；五是注重文学史研究经典化的共性，忽视文人日常生活的个性。这样的情况不仅对空间维度重视不够，而且文学演变过程中极为重要的文人群体、文学家族、性别文学等等，都因为脱离了时间主线而不能被包含在内。这样单一性的书写忽视了文学发展的丰富性和复杂性，距离文学的原生状态渐行渐远。 要解决文学史书写和研究中单线思维的问题，就要对上述被忽视的地方加以重视。仅就新出文献而言，可以开拓的空间就很大。陈寅恪先生在《敦煌劫余录序》中甚至说：“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流者，谓之预流。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2]326因此，要开拓文学史研究新境界，首先是挖掘新材料，其次是研究新问题。敦煌新资料的发现引领了一个新的学术潮流，这个潮流延续了一个世纪仍然没有消歇。目前看来，新资料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出土文献，20世纪以来出土文献极为丰富，进入21世纪，更是日新月异，尤其是上古的简帛文献、中古的石刻和写本文献，出土不计其数，意义尤为巨大，利用这些文献既有助于文学发生的原生面貌的探索，起到正本清源的作用，更能促进文学研究和历史学、考古学的关联。二是域外文献，中古时期的原始文献流传国外而国内散佚者很多，加以20世纪下半叶一段时间国门关闭，文学史研究对域外文献利用不足。21世纪以来，学者们出国交流更为便利，域外汉籍大量回传、成批影印也有利于促进文学史的多元化研究。三是实物材料。新出资料不仅是文献资料，更多的是实物材料，如新出土的各种文物、图画以及遗址等，很多与文学的发生环境和原生状态有所关联，利用实物材料以印证文学文本，阐述文学现象，能够使文学史研究在文字文献以外得到很好的补充。 (三)学科限制问题 学科化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学科分类对传统学术研究的限制最明显的方面是文史研究传统的割裂。就一级学科而言，分立中国文学和历史学、考古学等；就二级学科而言，中国古代文学与中国古典文献学是分开的。这样就使中国文学史的研究者在知识结构和学术理念方面失去了历史的支撑，也减少了对古典文献的重视程度，传统的文学、文献和历史一体化的局面被打破，必定给文学史的实证研究造成不利的影响。中国的历朝历代文学都是在当时的具体背景下产生的，又是通过生活于当时的作家运用创造性的语言表现出来的，而削弱历史和文献的支撑也必定带来文学史研究的泛化。这样的影响在中古文学研究领域尤为突出，因为中古文学尤其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学，仍然是文学与学术不分、文学和历史相联的。诸如文笔之辨的讨论就是基于学术基础上的文学讨论，昭明太子所编的《文选》也是经史子集都包括在内的。学科化倾向就是对学术和文学以及四部统一的传统进行了硬性割裂，由于科学化的影响，文学史著述也就具体而为教材模式，这样也就在一定程度上使得中国古代文学这门学科的发展陷入困境，困境的核心在于实用主义的强化和实证研究的减弱。 要纠正文学史研究过于学科化的弊端，就要在研究中处理好文学史与历史学、考古学的关系。三者的关系应该是：“考古的眼，史学的手，文学的心”，即史学是借助文献史料以描述过去，文学是将生活经历融入想象，考古是力求还原原有的时代风貌；史学要体现社会责任感和思想启蒙，文学要体现人性的情怀和审美的特质，考古要体现新资料对文化的印证和视野的开拓[3]34。文学史的书写既是文学的研究，又是历史的叙述，同时要利用考古发现的原始资料，因而也就最能融合历史、考古和文学。而我们以往的中古文学史编纂与研究在历史、考古和文学的融合方面是很不到位的，文、史和考古之间甚至是有些隔断的，历史变成了划分朝代的单线描述，文学变成了作家作品加上背景影响的知识罗列，而对于新发现的考古资料更是涉猎甚少，因而在时空拓展方面就带来了很大的局限。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