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墓志：中古文学史内涵的呈现 就中国书写文献的发展而言，汉代是纸简替代的时代，宋代是印刷繁盛的时代，处于其间的魏晋南北朝至隋唐五代的中古时期，石刻就成为最值得重视的一个文献类别。作为石刻大宗的墓志，更是中古文学研究最丰富的宝藏。饶宗颐先生在《远东学院藏唐宋墓志目引言》中说：“向来谈文献学者，辄举甲骨、简牍、敦煌写卷、档案四者为新出史料之渊薮。余谓宜增入碑志为五大类。碑志之文，多与史传相表里，阐幽表微，补阙正误。”[4]448-44920世纪以来，中古墓志特别是唐代墓志大量出土，保守估计也不下万方。利用墓志文献研究文学，有助于探索文学史的原生状态，挖掘被历史掩埋的文学史现象。就墓志本身而言，值得从文本、文体与文学的不同层面进行探讨；就墓志拓展而言，可以研究家族与文学、政治与文学、书法与文学等诸多方面的联系。比如在中国文学史研究领域，南朝文学与北朝文学一直呈现出不平衡的局面，长期以来重视南朝而忽略北朝，但随着北朝墓志的大量出土，出现了与中国文学史的常态研究反差较大的现象。通过新出土北朝墓志的研究，不仅可以填补北朝文献研究的空缺，也可以进一步认识南朝文学重情感和北朝文学重实用的不同文学取向。 (一)新出墓志与文学内涵的蕴蓄 墓志作为一种特殊的文体，是当时文人撰写而又镌刻于石上的人物传记。因为各种礼仪制度的影响和风俗习惯的约束，不少墓志表现出程式化的特征，但仍然有很多墓志的文学价值是很高的。相较于传世文献，新出土墓志以原始的实物形态和文字形态反映了唐代家族文化的特点，这样一篇篇活生生的传记展现了生活于3至9世纪的人物群像。下面列举三类特殊的墓志加以说明： 1.诗人墓志 中古时期尤其是唐代墓志中，诗人墓志是其精华所在，也是文学史研究得以凭借的最有价值的原始材料和实物载体。诸如大诗人王之涣，在墓志出土之前，人们对他的家世籍贯、生卒年月、生平仕历等几乎一无所知；墓志出土以后，其生平经历就昭然若揭，墓志还记载了他“歌从军，吟出塞，布乎人口”[5]95的影响，不仅是他作为边塞诗人的有力见证，而且是他诗歌影响的最早文献记载。再如近年出土的《韦应物墓志》，撰者是与韦应物同时的著名诗人丘丹。这一墓志不仅对韦应物的家世、生平、科举、婚宦等方面都有详细的叙述，还为大诗人丘丹的研究提供了不少重要线索。又如集政治家和文学家于一身的女诗人上官婉儿的墓志近年出土，为我们展示了一篇极具文学价值的女性人物传记，墓志运用骈体行文，注重细节描写和曲笔表现，将这位特殊女性的形象惟妙惟肖地表现出来。 有些诗人墓志中还有诗歌创作过程的记载。如新出土《崔文龟墓志》：“大中十二年冬，君始被疾，不果与计偕。明年三月  极，四日谓璐曰：‘予之疾不可为也。前十一月时，赋咏题诗云：惆怅春烟暮，流波亦暗随。’是日嗀血，盖有征焉。”“读浮图书，雅得其奥。每自咏曰：‘莲花虽在水，元不湿莲花。但使存真性，何须厌俗家。’旨哉斯言，可以味于人矣。君生平所为古文七十首，赋十首，歌诗八百二十首，书启文志杂述共五十三首。又作《玄居志》十八篇，拟诗人之讽十篇，尚未绝笔。”[6]858墓志收录了崔文龟的“赋咏题诗”和“自咏”诗，并记述其作诗过程，有助于我们对唐诗创作环境的了解。尤其是“自咏”诗，表现他阅读佛教书籍并深得旨趣后的切身体验，将生命之情怀、佛理之参悟融入简短的20字中，形象鲜明，涵蕴深厚，耐人寻味。墓志还记载崔文龟创作古文70首，赋10首，歌诗820首等，可惜都散佚无存。新出土墓志载有诗作并兼述创作过程的诗人墓志还有不少，如《张晔墓志》《卢广墓志》《卢照己墓志》《丁元裕墓志》《崔尚墓志》《王素墓志》《韦志杰墓志》《皇甫映墓志》等等，甚至还有女诗人李澄霞的墓志。这些墓志再现了诗人的生活状态和创作风貌，是我们现在阅读《全唐诗》和《全唐文》这样的大型总集也难获得的。墓志对创作背景和创作环境原生态的表述，也是我们现在编纂的文学史著作所缺乏的。2.自撰墓志 自撰墓志是一种特殊的墓志文体，是文人自己给自己立传、侧重于自我形象塑造的文章，或叙行迹，或述家世，或抒感慨，或发议论。这样的墓志既是撰者生命本真的映现，也是文学个性的凸显。如新出土《唐乐知君自靖人君室石诗并序，自撰》：“乐知，自谥也。自靖人，自予也。名映，字韬之。玄晏十七代孙。祖父兄皆二千石。贞元癸酉生于蜀。映年七十二，太岁甲申终于洛。十岁而孤，母兄育训；长为儒业，无所成名；壮而纳室，竟无嗣续。因缘从事，仅十五载。邴曼容之贤，禄不过六百石，吾已及之；邓伯道之哲，皇天尚使无儿，何足叹也。依释不佞，奉道不谄，与朋以澹，事长以恭，如斯而已矣。今日幸免毁伤，归全泉下，预于先大夫北廿步，先妣东十三步，兄西十五步，凿深九尺，筑高一寻，旁荫故柏，上植三株，祔茔不敢具三代官讳。诗曰：三乐道常，九思不惑。六极幸免，百行惭德。四大无有大患息，一丘乐化永无极。”[7]259这是皇甫映自撰的墓志铭，其后的诗作实际上就是一篇自挽诗，这样不仅表现出撰者的性格、心理和文才，更是将诗文融为一体。 这些自撰墓志新出土的数量不下十方，如《唐朝议郎守太子宾客分司东都上柱国赐紫金鱼袋卢载墓志铭并序自撰》《唐故朝议郎检校尚书户部郎中兼襄州别驾上柱国韩昶自为墓志铭并序》《唐太子太保分司东都赠太尉清河崔府君(慎由)墓志自撰》《唐故通议大夫守夔王傅分司东都上柱国赐紫金鱼袋吴兴姚府君(勖)墓志》《唐故尚书水部员外郎以著作郎致仕彭城刘府君(复)墓志文》《通议大夫尚书刑部侍郎赐紫金鱼袋赠工部尚书广平刘公(伯刍)自撰志文并序》《唐乐知君自靖人君(皇甫映)室石诗并序》《唐故中散大夫守太子宾客上柱国赐紫金鱼袋赠工部尚书河东薛府君(丹)墓志》《大唐中岳隐居太和先生琅耶王征君(玄宗)口授铭并序》《唐故朝请大夫慈州刺史柱国赐绯鱼袋谢观墓志铭并序》《唐故朝议郎河南府王屋县令上柱国裴珙府君墓志铭并序自撰》[8]。从撰志主体而言，自撰墓志更加凸显家族背景下的个人化倾向，志主、撰者合而为一，更突出创作者的主体性，因此文学性较其他墓志更强；从文体形态而言，自撰墓志是特殊形式的自传文章，往往以情感驱动文笔，侧重于生活叙事和性格刻画；就文化传承而言，自撰墓志侧重于家族背景下自我形象的塑造，也使家族文化传承的表达更具真实感。 3.鸳鸯墓志 鸳鸯墓志，一般是指同一墓穴中埋藏的夫妻二人的两方墓志，特殊情况下也会出现三方墓志，还有个别夫妻墓志属于两篇志文而同刻于一石者。“鸳鸯墓志”之称源自于右任先生的“鸳鸯七志斋”藏石，于先生收藏的七对鸳鸯墓志是北魏时期皇族夫妻的墓志，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近几十年来，新出土墓志中鸳鸯墓志颇多，截至目前，笔者统计有四百余对，这些墓志的文学价值非常值得我们重视。因为鸳鸯墓志中的一方是女性墓志，独具女性形象塑造的意义。合葬墓中仅有一方的非鸳鸯墓志，往往对丈夫的事迹记载较为详细，而对妻子的记载非常简略，是作为丈夫的陪衬并与子嗣的介绍连在一起的。而夫妻各自一方的鸳鸯墓志则完全不同，妻子的单独墓志是其整个形象的映现。因为古代社会，女性往往很少从事政治活动和社会活动，故而妻子的墓志侧重于家族、婚姻和琐事的记载，以及对妇德的颂扬，这与丈夫的墓志以仕历和事功为主是完全不同的。因此，鸳鸯墓志较普通墓志而言，独具女性形象塑造的意义，是女性传记文学的一个重要类别。 鸳鸯墓志中有时还出现妻子的墓志是丈夫所撰的情形，对妻子的缅怀情真意切，非常有助于悼亡诗的印证和解读。如韦应物有19首悼亡诗存世，其《出还》诗云：“昔出喜还家，今还独伤意。入室掩无光，衔哀写虚位。凄凄动幽幔，寂寂惊寒吹。幼女复何知，时来庭下戏。咨嗟日复老，错莫身如寄。家人劝我餐，对案空垂泪。”[9]卷六，396新出土韦应物所撰的《元苹墓志》，既表现韦应物自己的感受：“余年过强仕，晚而易伤。每望昏入门，寒席无主，手泽衣腻，尚识平生，香奁粉囊，犹置故处，器用百物，不忍复视。”又描写其幼女的表现：“又可悲者，有小女年始五岁，以其惠淑，偏所恩爱，尝手教书札，口授《千文》。见余哀泣，亦复涕咽。试问知有所失，益不能胜。天乎忍此，夺去如弃。”[10]384这种描写与《出还》诗中的情境不仅可以相互发明，而且更有助于读者探研韦应物悼亡诗的情感底蕴。 还值得注意的是，鸳鸯墓志和自撰墓志也有一定的关联：一是鸳鸯墓志中有一方墓志是自撰墓志，表现了唐代文人对自我形象的塑造，还突出死后世界的想象，这与完全写实的普通墓志是不同的，如薛丹夫妇墓志中《薛丹墓志》属于自撰墓志；二是丈夫自撰墓志与其撰写的妻子墓志出现在同一对鸳鸯墓志中，即如新出土卢载夫妇墓志中《卢载墓志》就是自撰的，而其妻墓志是卢载所撰，这在墓志的叙事抒情方面都更具有独特的价值。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