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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吐鲁番出土的唐诗写本可以考察中古时期西域边陲的诗歌教育和接受情况 吐鲁番出土的唐诗写本数量虽然不是很多，但却弥足珍贵。如儿童习字诗残片[18]356，是唐时抄写的隋代岑德润《咏鱼》诗，每字抄写多达三遍，参以吐鲁番及和田地区出土的其他五言诗残卷以及《急就章》《千字文》等蒙学教材，证实中原文学和文化对周边教育具有很高的启蒙价值，也反映出唐代吐鲁番地区以诗歌作为启蒙教育载体的教育方式；再如吐鲁番出土的唐玄宗《初入秦川路逢寒食》诗残片[19]，说明诗歌通过唐代帝王的提倡，其影响已经到达了西域，这样的诗歌传播融会了政治与文学，缩短了西域与长安的文化距离。 3.吐鲁番文书非常有助于边塞诗研究的深入 吐鲁番出土的写本文书对唐代边塞诗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如其中所载的多篇家书是研究唐代西域书信文体沿革的重要资料，最典型的是《洪弈家书》[18]16。这是开元七年(719)的写本，记载洪弈在西州于五月一日发向北庭的行程，描述了其时交通阻隔的情况，也书写了当时的心理活动。这些内容不仅本身具有抒情意义和文体价值，同时对于研究唐代边塞诗人的行军路线，以及边塞诗所表现的地理环境都有重要的印证作用。再如吐鲁番阿斯塔那墓出土的马料文卷有关岑参、封常清、李栖筠等人的记载，为唐代边塞诗研究提供了最有说服力的原始实证材料。 (三)日藏写本 中古写本文献除敦煌和吐鲁番两大宗之外，就要数日本所藏的写本了。尤其到了唐代，随着中日文化的交流，日本派出的遣唐使回国也运去了大量的写本书籍，其中不少书籍在中国本土已经失传而在日本保存下来。如著名的正仓院所藏的《王勃诗序》写本⑦，具有重要的文体学意义，对诗文的演变和流布研究也价值巨大。就其文体意义而言，正仓院抄本《王勃诗序》共一卷，收文四十一篇，其中最著名的就是《秋日登洪府滕王阁饯别序》。由此《王勃诗序》可知，这种题材在王勃的诗文中是独立的。如果追溯这种体裁起源的话，大概要追溯到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古代严文体之辨，梁代萧统的《昭明文选》收录文体就达三十余种，就中国的文体特点来看，《滕王阁序》属于“序”体，确切地说属于“诗序”体。序大体分为“书序”和“赠序”两类，“书序”起源很早，《周易》的《序卦传》、《史记》的《太史公自序》、《汉书》的《叙传》以及《诗大序》，都是书序的体裁，这里不展开论述了。“赠序”的起源较迟，古代为赠别所作之序，称为“赠序”，这在唐代较为流行；因为饯别时往往有聚集宴会，故而有“宴序”，也属于“赠序”的一种；有时集体作诗以赠别，集其诗而作序者，称为“诗序”。“诗序”实则兼有“书序”、“赠序”、“宴序”中各自的某一些特点，是三者融合而成的一种文体。唐代以后在编写总集和别集分类时，这些文体往往归入“序”类，没有再作细致的划分。只有正仓院公布的王勃的序文总题为《王勃诗序》，这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启发，说明“诗序”是一种文体，但也是唐诗创作过程的一部分，这类诗序是文人的饯别宴会集体作诗结集时撰写的序言。这种文体有别于一般的书序，因为一般的书序仅对书本身进行评价，并不涉及更多的人和更多的作品；这种文体也有别于一般的赠序和宴序，因为一般的赠序和宴序不一定要集体写诗而编成诗集，如王维《送高判官从军赴河西序》、韩愈《送孟东野序》、柳宗元《陪永州崔使君游宴南池序》等。由《王勃诗序》关联到唐代诗序文体，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文体在初盛唐时期非常繁盛，但王勃诗序公布了将近一个世纪，而诸多的文学史研究著作几无一字涉及。这样的写本文献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中古文学史编纂中往往被屏蔽于视野之外，在21世纪的文学史编纂和研究中无疑是要加以利用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