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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李荣启《文学语言学》，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页。 ②《商书》中羼入了少数周代文字，如《汤誓》中“尔”“庶”“天”“台”“予”，《盘庚》中“而”“则”“天”“德”，《微子》中的“殷”等。既然如此，《商书》能否作为“殷商古语”文献?本文认为是可以的。理由是：(一)《商书》五篇文章约二千三百字，被专家证实的周代文字只有二十多个，其中有些字(如“德”“天”等)究竟是商代字还是周代字还存在争议。(二)殷商甲骨文还有几千个文字未被认出，目前被指认的周代文字或许存在于未被认出的殷商甲骨文字之中。(三)文献记载殷商有文献典籍传到周代。《周书·多士》载周公曰：“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墨子·贵义》载：“周公旦朝读《书》百篇。”这表明殷人的“册”“典”“《书》”是在殷商写定的。(四)先秦文献在传播过程中多少都会渗入若干后代文字，但后代渗入的文字毕竟是少数，这些文献的主体文字仍属于写定时代的语言。 ③《商颂》最早的文献记载，见于《国语·鲁语下》：“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太师，以《那》为首。”此事发生在周宣王时期，正考父生活在宋襄公之前一百多年，不可能作诗歌颂春秋时期的宋襄公；《左传·隐公三年》引《商颂》“殷受命咸宜，百禄是何”来赞美宋宣公，此事发生在宋襄公即位之前七十年，这说明《商颂》不是歌颂宋襄公之作；《国语·晋语四》载公孙固引《商颂》“汤降不迟，圣敬日跻”来劝谏宋襄公，这说明《商颂》早在宋襄公之前就已是传世经典。因此将《商颂》视为春秋宋诗，是不适合的。 ④胡厚宣主编《甲骨文合集》2496，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486页。 ⑤张玉金《甲骨文语法学》，学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35—63页。 ⑥林政华《甲骨文成语集释》，《书目季刊》第17卷第4期，第63—104页。 ⑦《殷周金文集成》2.380、2.383，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3页。 ⑧马承源主编《商周青铜器铭文选》，文物出版社1988年版，第3卷，第7页。 ⑨刘起釪《尚书校释译论》，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2册，第925页。 ⑩王国维《与友人论<诗><书>中成语书》，《观堂集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40页。 (11)孔安国传，孔颖达疏《尚书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35页。 (12)上古通假字、假借字颇易混淆。有人认为上古多用假借字，通假字是在战国以后才有。本文根据《尚书》权威注本，将注家“某字‘通’某字”视为通假字，将注家“某字‘借’某字”以及“读为”视为假借字。 (13)俞樾《群经平议》，《续修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63页。 (14)司马迁《史记》卷三八《宋微子世家》，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5册，第1607页。 (15)毛亨传，郑玄笺，孔颖达疏《毛诗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957页。 (16)刘雨《西周金文中的祭祖礼》，《考古学报》1989年第4期。 (17)胡新生《异姓史官与周代文化》，《历史研究》1994年第3期。 (18)高诱注《吕氏春秋》，中华书局1954年版，第179页。 (19)左丘明传，杜预注，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838页。 (20)周原卜辞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起才陆续面世，比较重要的是1977年陕西岐山凤雏和2004至2008年陕西岐山周公庙出土的甲骨文，有刻辞的甲骨大约近千片，其中既有武王克商以前的作品，也有少量成、康、昭、穆时期之作，每片甲骨上刻写的文字较少，字迹纤小。 (21)吴绍烈等校点《国语》，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116—118页。 (22)陈致《从周颂与金文中成语的运用来看古歌诗之用韵及四言诗体的形成》，参见陈致主编《跨学科视野下的诗经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17—59页。 (23)“文言”本指“以先秦口语为基础而形成的上古汉语书面语言以及后来历代作家仿古的作品中的语言”(王力《古代汉语》，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1页)。本文将“殷商古语”从传统所说的“文言”中区分开来。 (24)目前学术界还缺乏一种比较异质语言的形态学理论，因此只能通过比较来区分“殷商古语”和“文言”。 (25)关于《周易》的作者与写作年代，《汉书·艺文志》有“人更三圣，世历三古”之说，即伏羲画八卦，周文王将八卦重为六十四卦并作卦爻辞(易经)，孔子作“十翼”(易传)。周文王在殷末作“易经”，是古今学者的共识。《周易·系辞下》说：“《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当文王与纣之事邪?”《史记·太史公自序》说：“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司马迁《报任安书》说：“盖文王拘而演《周易》。” (26)王弼注，孔颖达疏《周易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8、69、243、251页。 (27)载于文献的西周风诗仅有《豳风·鸱鸮》(《尚书·金縢》)，但这并不意味着西周只有一首风诗。主要理由是：(一)除郑、秦之外，其他十三国风的名称都来自先周或周初封国：《周南》之“周”、《召南》之“召”是周文王将岐周分封给周公、召公的采邑。“邶”“鄘”“卫”是武王灭商后封给纣子武庚、管叔、蔡叔的封国，其中“邶国”“鄘国”只存在几年时间。“王”是西周东都洛邑，为成王、周公所建；“齐”是太公望的封国。“唐”是周成王之弟叔虞的封国，其子燮改国号为晋；“陈”为周初胡公满的封国。“桧”为周初妘姓封国，“曹”是周武王之弟振铎的封国，“豳”是公刘的封国。从这些名称可知，《诗经》风诗中应有西周甚至是先周作品。(二)早在春秋前期，士大夫就在评论中征引风诗。《左传·隐公三年》载君子曰“《风》有《采蘩》《采蘋》”，这一年是公元前720年，上距西周仅50年。从周太师采集风诗到颁发各诸侯国，再到士大夫娴熟地征引，应该有一段时间，据此可以推论部分风诗作于西周。(三)《仪礼·乡饮酒礼》载：“乃合乐，《周南》：《关雎》《葛覃》《卷耳》，《召南》：《鹊巢》《采蘩》《采蘋》。”《乡射礼》和《燕礼》也有近似记载。这可能是西周古礼的遗留。(四)郑玄《诗谱》将50首风诗定为西周作品：《周南》11首诗作于周文王时期，《召南》14首诗中，有12首作于周文王时期，2首作于周武王时期，《豳风》7首诗均作于周成王时期，《齐风》中有5首作于周懿王时期，《邶风》《鄘风》《卫风》中有一首作于周夷王时期，《桧风》四首诗作于夷、厉之际，《陈风》中有2首作于周厉王时期，《唐风》中有1首作于共和时期，作于周宣王时期的有《齐风》1首、《陈风》3首、《秦风》1首。本文采用郑玄之说。 (28)《国语》的性质是“编”而不是“著”，它是周王室和各诸侯国史官在514年期间写成的，由战国初年某国史官将其编为一书。其主要理由是：(一)从横向来看，各国文风不尽相同。《周语》《鲁语》浑朴平实，《齐语》干练明断，《晋语》波谲云诡，《楚语》浑厚颖锐，《吴语》突怒偃蹇，《越语》奇玮畅达。各种不同文风的文章不可能出于同一作者之手。(二)从纵向考察，《国语》中西周散文语言古朴简练，春秋散文语言整饰流利，而春秋末年的《越语》语言流畅程度已经接近《战国策》，可以深切感受到《国语》语言由古朴到畅达、由简练到流利的演进。这种语言演进的历史痕迹不是同一作者所能创造的。(三)《国语》中存在一事多记的重复现象。例如《周语中》载有“阳人不服晋侯”，《晋语四》又有“文公出阳人”记载，这两篇内容相同的文章，应该出于周王室史官和晋国史官之手。(四)《国语》存在一事异记的现象。例如，《吴语》两次记载文种为越王勾践谋划。《越语上》记载了越大夫文种行成于吴、勾践休养生息终灭强吴的经过，《越语下》则记载范蠡为勾践谋划灭吴过程。《吴语》和《越语上》中的越国主谋者是文种，《越语下》主谋者是范蠡，让人不知孰为灭吴主谋。又如，《越语上》载代表勾践向吴求和的是文种，而《吴语》中的求和代表是诸稽郢，二人求和之语也有较大出入。再如，《越语上》载越王勾践对吴王说：“昔天以越予吴，而吴不受命，今天以吴予越，越可以无听天之命而听君之令乎?”《越语下》亦载此语，但说此话者是越大夫范蠡而不是勾践。篇中记载越王勾践不忍心拒绝礼恭辞卑的吴国使者，想与吴国讲和，是范蠡毅然决然地拒绝吴使，击鼓兴师，终灭吴国。像这些一事异记的现象，决不可能出于同一作者之手。《国语》每篇文章的写作时代应该是事件发生的时代，每篇文章作者是当时当事国家的史官。 (29)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5—8页。 (30)孔鲋《孔丛子》，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23页。 （《文学遗产：中文版》2016年第4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