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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说新语》是我国古典文学中的代表作之一，该书主要记录了魏晋名士的逸闻轶事和玄言清谈。鲁迅先生称它为“名士底(的)教科书”，称赞其“记言则玄远冷隽，记行则高简瑰奇”。鉴于此，理洵先生精选了《世说新语》中的一些代表性篇目，运用现代白话文的艺术，直白浅近、幽默风趣地重新解读了这本古代笔记体小说，是为《魏晋风流多少事》。 这本书在解读篇目上精心挑选、生动叙写，共七十篇，囊括了魏晋时期的门阀士族、寒门士子、才女隐士，诸如“竹林七贤”“建安三曹”“旧时王谢”等无一不在其中，可以说魏晋时期的代表人物都在这里了。作者从一个话题点切入并引出一段人物故事，将魏晋风流与当下现实观照、映衬，语言通俗浅近，结构灵活多变，幽默诙谐，趣味横生，极具故事性和可读性。在本书的结构安排上，作者考虑到《世说新语》毕竟是古代人古代事且是古代文，所以不仅有有趣而鲜活的解读文章，还在每篇文章的后面附以原文进行对照，这样既丰富了文章的形式，也增加了内容的史实性。同时，作者在故事书写上语言简洁，明白晓畅，观点鲜明，旁征博引，十分具有美学立体感和历史在场感。 对于魏晋风流，冯友兰先生曾在《论风流》中对“名士风流”进行了深刻的诠释，认为《世说新语》这部书是中国的风流宝鉴，其中常说的名士风流是真名士的风流，真风流者必有玄心、洞见、妙赏和深情。而在《世说新语》的三十六门中，真风流者的玄心、洞见、妙赏和深情都是真切的有所体现的，真名士的真风流也都体现在魏晋风流人物的言语、德行、智慧、品格、才华等方面。比如，“容止门”里“丘壑独存”的庾亮，“伤逝门”里“学驴叫”的孙楚，“贤媛门”中“千万不要做好事”的赵母，“言语门”中“人何以堪”的桓温、“咏絮之才”的谢道韫、“用世与放达统一”的王羲之、“哀而不怨”的王导，“任诞门”中“何须身后千载名”的张翰，“雅量门”中“不生气”的王衍、“处变不惊、泰然自若”的谢安，“德行门”中“人己之心相度”的庾亮和阮裕，“伤逝门”中与谢安“惺惺相惜”的王珣，等等。诚如李泽厚先生在《美的历程》中所说的那样，他们“完全适应着门阀士族的贵族气派，讲求脱俗的气度神貌成了一代美的理想。不是一般的，世俗的，表面的，外在的，而是要表达出某种内在的，本质的，特殊的，超脱的风姿容貌，才成为人们所欣赏、所鼓吹的对象。 当然，宗白华先生在《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一文开篇即说，“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作者也说，“在这个时代，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人的审美意识的觉醒，精神上的大解放，人格上、思想上的大自由，都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他们会心于自然，深情于艺术，种种自我而又不乏美感的表现，实在是开创了人类历史上的‘《世说新语》时代’”。然而，《世说新语》中人物众多且又是复杂的，他们有“雅人致深”的一面，也有“俗物败兴”的一面，可以说，他们是个性解放、彰显自由的一个特殊时代的一群人——他们有的崇尚老庄，追慕旷达，不拘礼法而傲慢自放；有的因门第优越而凌人傲物；有的以玩忽职守为飘逸方外而为官不问政事，标榜超凡脱俗就目空一切；有的自命清高、故作姿态而轻慢于人，等等。比如，“巧艺门”中“传神”的顾恺之，“任诞门”中“我自为之，干卿底事”的王澄，“简傲门”中傲慢的谢万，“仇隙门”中“以愤慨致终”的王羲之，“假谲门”中爱才、嗜杀、奸诈的曹操，“俭吝门”中吝啬、俗气的王戎，等等。 其实，品评魏晋风流的书从《世说新语》出现以来就从来不缺，各种笺疏、笺注蔚为大观，尤其是近现代以来如鲁迅、冯友兰、李泽厚、宗白华等前辈大家对其的评述更是深入人心，但《魏晋风流多少事》却另辟蹊径从细节处书写了魏晋风流人物的故事，也从《世说新语》整体的三十六门中的同一个主题下的不同人物去梳理，同时引用了前辈大家对《世说新语》的各种解读观点和看法，立意从一个开放的角度去看待魏晋时期的人事物，并时刻不忘比较和观照当下现实而避免陷入一味的“厚古薄今”的旧题之中，使得呈现在读者眼前的是一个个鲜活立体的魏晋风人物的形象。如此，想必这本书对古典文学作品的挖掘还是具有一定的社会价值的，实实在在地兼顾了文化传承与文化阅读两方面的体验和感受，何况“魏晋风流”又岂止是“风流”而已呢！(谢惠)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