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于永正教育文集”丛书，于永正著，教育科学出版社2014年2月出版人生留痕——写在前面的话 一 小时候想当画家。邻居家有四幅郑板桥画的竹、兰、菊、梅，每年春节才舍得挂出来，挂到正月十五，就收起来了。听着大人的品评，羡慕得不得了，心想，长大了，我也要当画家。于是天天画画儿，常常画得天昏地暗，废寝忘食。 读初中一年级时，在恩师李晓旭老师的激励下又想长大了当作家。读了神童作家刘绍棠写的中篇小说《运河的桨声》，佩服得五体投地，更坚定了当作家的信念，而且不一定等“长大”了。于是孜孜不倦地读书，苦思冥想地写作。 “文革”彻底粉碎了我的“作家梦”。但改革开放后，它“死灰复燃”，我继续操笔为文，只是不写小说、散文之类，而改写教育随笔和教学论文。心想，写什么不行，只要文章能见诸报端就成。 功夫不负有心人。1980 年第12 期《江苏教育》发表了我的第一篇教学论文《选材与命题》，同年同月，《徐州日报》发表了我的短篇小说《没脑子的人》。我把《选材与命题》的用稿通知书在衣兜里整整揣了一个星期，逢人便掏给人家看。 从此，一发不可收拾。 我经常开玩笑说：“写，让我变成了一条猎狗，瞪大眼睛看世界，张开鼻孔嗅四周，竖起耳朵听动静。干什么呀？搜寻生活中的真、善、美呀！”是的，写，让我读书有了动力——看看人家是怎样看待教育、教学的？人家是怎样做的？人家是怎样研究学生的？人家又是怎样写的？读与写是“洗洁剂”，经常洗去自己头脑中的污垢；读与写也是“充电器”，不断为自己的大脑注入新的理念和动力。 总之，读与写是我教育、教学不断进步的双翼。读与写的过程，是不断肯定自己、激励自己的过程，同时也是不断反省自己、否定自己的过程。在这样一个往复循环的过程中，让自己的实践有了智慧，有了理性，使自己的路走得越来越正了，越来越直了。 感谢读、写的习惯。它充实了我的人生，成就了我的事业，并且让我的人生留痕。过去的事情，用文字凝固下来，就会成为“永久”，哪怕把它放在抽屉里。不写出来，终究只是一种记忆，而记忆不会长久。记忆一旦消失了，过去，就不复存在了。 人应当有追求，有抱负。虽然不一定都能如愿以偿，但为实现理想的付出，一定会收获充盈，会收获习惯，不至于“赤裸裸地来”、“赤裸裸地去”，最终两手空空。这样，至少对得起生我养我的父母，对得起教育我，并寄希望于我的老师。14 岁那年（1955 年），徐州京剧团招收文武场学员（即乐队学员，包括操琴、打锣鼓的），我独自一人，提了把胡琴去应试。没考上。但我对京戏、拉琴的兴趣丝毫未减。到了晚年，才体会到这一习惯给我带来的好处。对我来说，收获习惯，比收获“琴师”、“名角”真的更重要。 二 我的文章不是在书斋里写出来的，而是做出来的。 我写的，都是我的故事，我的经验、体会与感受。没有拾人牙慧，更没有抄袭。偶尔引用别人的话，是因为他（她）说得对，引起了我的共鸣，或用来佐证自己的观点，增加说服力而已。 我常常想，为什么叶圣陶、陶行知的书好读？为什么连外国的马卡连柯、苏霍姆林斯基、雷夫·艾斯奎斯写的书也好读，不像读有些理论家的书那样晦涩、费解？他们的书不但好懂，而且让我们感同身受。为什么？因为他们是教育家，而不是空头理论家。教育家的书都是做出来的。 作为一位教师，必须把工作做好，课上好，否则写什么？还要会思考、会感受，少了这一条也不行。没有“消化生活的胃”，对所从事的工作就不会有深切的体察和深刻的认识，就概括不出规律性的东西。 教育的理论是古老的理论。我只不过是用孔子、苏格拉底等中外教育家的理论演绎自己的故事罢了。我很卖力，很勤奋，因为我总想做个学生喜欢的老师，不能愧对学生以及他们身后的家长。 但，做到这一点不容易。我不断告诫自己：不要忘记自己曾经是孩子。一想到孩提时的我，我对学生就会多一份尊重、理解和宽容。我会向学生交出这样一张“名片”——“名片”的正面写着两个大字：微笑；下面书写着三个关键词：尊重、理解、宽容。“名片”的反面写着两个大字：负责；下面也书写了三个关键词：严格、顶真、耐心。 由此，我有了许多故事和体悟；于是，写的习惯让我把它们形诸于文字；于是，有了这一套书。亲爱的读者，其实，我的“教学实录”，也是我和学生书写的故事，是有趣的故事。不信，你们读读看。 （摘自“于永正教育文集”丛书序言，有删节）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