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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历史性的巨变：“文言”成为主流文学语言 “文言”成为文坛主流文学语言，应该是进入春秋以后的事情。 现存的春秋文献有《国语》中214篇春秋散文、鲁国《春秋》、《诗经》中的春秋风诗以及铭文等。《国语》中的春秋散文、《诗经》中的春秋风诗以及春秋铭文的语言虽然各有不同程度的新进展，但大体是同类西周文献语言的延续，此节不再讨论。《春秋》是这一时期新出现的历史散文文体，它是用“文言”写成的历史大事记。它的语汇不像《尚书》那样古老，也不像《尚书》那样多用商周成语以及通假、假借；它的语句高度精练，但却不会像《尚书》那样影响读者理解。《春秋》的记事方式是：在某年、某月、某日、某地发生某事。书中多用名词、动词、数词、代词、连词、介词，尽量省略描述性的形容词、修饰性的副词和表示语气的助词。兹以《春秋·隐公元年》为例：“元年春王正月。三月，公及邾仪父盟于蔑。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秋七月，天王使宰咺来归惠公、仲子之赗。九月，及宋人盟于宿。冬十有二月，祭伯来。公子益师卒。”(29)读此可知《春秋》语言精而易懂，简而不古。《春秋》用语的最大特色，是寓褒贬于语汇之中。例如，对于以下弑上的行为，《春秋》用一个专门动词“弑”，不用谴责而诛讨之义自见。作者多从礼义出发维护王侯尊严，如公元前694年鲁桓公被齐襄公谋杀，《春秋·桓公十八年》载“公薨于齐”，“薨”表示诸侯正常死亡，作者用“薨”字是讳言鲁桓公被奸人谋杀之事。又如公元前632年，晋文公在温地召集周王和诸侯会盟，开启了以臣召君的恶例，《春秋·僖公二十八年》讳称“天王狩于河阳”，一个“狩”字为周天子遮羞。不过《春秋》对周王的非礼行为同样予以讥刺，如《春秋·文公九年》：“九年春，毛伯来求金。”(《春秋左传注》，第151、450、569页)天子不私求财，此次周王却派大夫毛伯赴鲁求金，《春秋》用一个“求”字讥刺周王非礼行为。《春秋》寓褒贬于字句之中，不书爱憎而情感态度自见，这种用语方式丰富了语言的内涵，后人将《春秋》这种用语方式称之为“《春秋》笔法”。 春秋时期主要文学作品是以《国语》《春秋》为代表的历史散文和《诗经》风诗，它们都是用“文言”写成，这表明“文言”已经取代“殷商古语”。 与“白话”取代“文言”相比，“文言”取代“殷商古语”，既没有经过任何学术较量，也没有文坛领袖出面提倡。“殷商古语”从表面上看是自动退出文坛，实则其中有着深刻的宗教、政治、审美风尚、文人心理等原因。 从宗教方面看，神学地位动摇直接导致卜辞刻写的终结。一部商周史堪称是人神易位的历史。殷商卜辞是殷人敬天事神的产物。克商之后的周人虽然没有也不可能完全否定神学，但周人确实看到了天命靡常的无情现实，认识到民心在社会变革中的伟大力量，他们一再发出“天难忱斯”(《大雅·大明》)、“天棐忱”“天不可信”“天难谌”(《周书·君奭》)的呼声。虽然西周春秋时期筮占、龟卜活动绵绵不绝，但与昔日殷商那种诸事问卜的情形已经不可同日而语，而且不必将占卜结果刻于龟甲兽骨。在这种新的历史形势之下，在殷商和先周曾经盛极一时的甲骨卜辞刻写也就自然寿终正寝。 从政治方面看，王权盛衰直接影响到“殷商古语”的命运。西周初年，周公发表了《大诰》等一系列文诰，这些文诰宣示新兴王朝的大政方针，在稳定政局斗争中发挥了巨大威力。平叛胜利之后，西周政治进入黄金时代，周公在此情况下制礼作乐，《周颂》就是周公制礼作乐的产物。不过，颂诗制作是新兴王朝阶段性的行为，不可能无限期延续下去，实际上康、昭之后便不再有颂诗制作。随着西周王权由盛转衰，王朝颁布的文诰日趋减少，文诰的书写载体从简帛转移到彝器，供贵胄子孙赏玩。从平王东迁到春秋末年，东周王朝史官因对王室失望而重新演绎夏、商末年史官奔逃故事。《左传·昭公十五年》载：“及辛有之二子董之晋，于是乎有董史。”辛有是辛甲的后人，为周平王时期史官，其子由周奔晋，应该是在平王前后。《左传·昭公二十六年》载：“王子朝及召氏之族、毛伯得、尹氏固、南宫嚚奉周之典籍以奔楚。”(《春秋左传正义》，第1344、1472页)尹氏固是尹佚之后。从辛、尹后人的举动可以看出当时史官的心态。《史记·太史公自序》载：“惠、襄之间，司马氏去周适晋。晋中军随会奔秦，而司马氏入少梁。”(《史记》卷一三○《太史公自序》，第10册，第3285、3286页)《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载，东周王室柱下史老子“居周久之，见周之衰，乃遂去”(《史记》卷六三《老子韩非列传》，第7册，第2141页)。与殷末奔周的史官不同，东周奔逃史官不是走向新生和希望，他们或放弃史官职守，或走向隐逸。史官人散了，心也散了，还能靠谁来恪守“殷商古语”呢? 从审美风尚来看，王侯卿士大夫的审美情趣在春秋战国之际发生重大变化。《礼记·乐记》载魏文侯曰：“吾端冕而听古乐，则唯恐卧。听郑卫之音，则不知倦。”(《礼记正义》，第1119页)魏文侯受子夏经艺，可是他却厌倦古乐，喜听郑卫之音，这在当时有相当的代表性，昭示着王侯卿士大夫的审美风尚正在经历着由崇尚古代艺术到欣赏当代艺术的变化。“殷商古语”是商周古文化艺术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今王侯卿士大夫竞相抛弃商周古艺术，喜爱新艺术，“殷商古语”还有什么艺术魅力可言! 从创作和接受心理来看，春秋以后作家不愿再用“殷商古语”写作，读者也不愿读“殷商古语”。《春秋》运用“文言”已如前述。《诗经·鲁颂》是春秋鲁僖公时期的作品，它名为颂诗，语言却向风诗靠拢。孔颖达在评论《鲁颂·駉》时说：“此虽借名为《颂》，而实体《国风》。”(《毛诗正义》，第1385页)《鲁颂》是最应该用“殷商古语”创作的，因为鲁国享有天子礼乐，《鲁颂》应该像《周颂》一样写得古色古香，但事实上《鲁颂》作者用的是风诗语言。读者也对“殷商古语”深为不满。据《孔丛子·居卫》记载，战国初年，年仅十六岁的孔子之孙子思到宋国游学，宋国大夫乐朔对子思抱怨《尚书》“故作难知之辞”。乐朔说：“凡书之作，欲以喻民也，简易为上。”(30)乐朔希望读简易的文章，这个说法也是当时士大夫的共同愿望。 在经历了七八百年辉煌之后，“殷商古语”终于在春秋时期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悄然退出中国文坛，让位于“文言”。这场历史性的语言变革，标志着中国文学语言的第一次大变革。“文言”取代“殷商古语”，它的意义不亚于中国现代文学语言革命。开弓没有回头箭，从春秋战国到中国现代文学革命，几千年的文学语言就是沿着《周易》《国语》、《诗经》风诗、《春秋》的“文言”走下来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