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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殷商时期文学语言的代表文献是殷商甲骨卜辞、铭文和《尚书·商书》，这些文献的语言可以称之为“殷商古语”，特点是艰深古奥。西周时期存在两套书面语言：一是沿袭前朝的“殷商古语”，另一是周人通过扬弃“殷商古语”并提炼周人口语而形成的“文言”。这两套语言，一主一次，一雅一俗，一难一易，一因一革，区分十分明显。西周铭文、周原甲骨卜辞、《周书》《周颂》《大雅》语言因袭“殷商古语”，《周易》卦爻辞、《国语》中西周散文和《诗经》西周风诗则采用相对平易的“文言”。随着历史文化条件的变迁，“殷商古语”逐渐走向衰落，“文言”因其接近时代、贴近生活、易懂易写、便于交流而广为接受，成为春秋战国以后的主流文学语言。 关 键 词：文学/殷商古语/文言 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商周文学语言的演变”(项目编号12BZW025)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陈桐生，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中文学院教授，出版过专著《孔子诗论研究》等。 中国文学史上有两个时期语言变化最大：一是在商周时期，中国文学语言在殷商起步并定型，形成了“殷商古语”艰深古奥的特色。西周时期，“殷商古语”继续占据文坛主流地位，但亦有部分作品尝试运用周人的“文言”。随着历史文化条件的变迁，周人“文言”逐渐取代具有七八百年历史的“殷商古语”，成为自春秋战国至中国现代“新文化运动”以前的文学语言，这是中国文学语言第一次大变革。二是在中国现代“新文化运动”时期，“白话”取代“文言”。第二次文学语言大变革是由当时文坛领袖胡适、陈独秀等人振臂提倡，它来得迅猛而剧烈，堪称是一种“断崖式”巨变。第一次语言变革则呈现出一个长期的、自然的、渐变的过程。惟其如此，第二次文学语言变革广为人知，而第一次文学语言巨变却少有人论及。因此，揭示商周时期中国文学语言的巨变是非常有必要的。 一 中国文学语言的起点：殷商古语 什么是文学语言?学术界将文学语言划分为广义和狭义两个层次。“广义的文学语言，泛指在民族共同语基础上经过加工提炼而成的规范化语言，它包括文学作品的语言，也包括科学著作、政治论文和报纸杂志上所用的一切书面语言，以及经过加工的口头语言。”“狭义的文学语言，是指文学作品的语言，即诗歌、小说、戏剧文学、散文等文学创作中的语言，以及人民大众口头创作中经过加工的语言。”①文学性和审美性是文学语言的两大特性，“文学语言是对普通语言的语音、语义等的审美特性的运用、加工与升华”(《文学语言学》，第4页)。本文所指的商周时期文学语言大都是在广义层面上而言的。 殷商甲骨文是迄今为止最早的成熟的中国文字，因此我们将中国文学语言的起点定在商朝。现存殷商文献有甲骨卜辞、铜器铭文和《尚书·商书》，此外还有存在不少疑问的《诗经·商颂》。甲骨卜辞与铭文是可靠的第一手殷商语言资料，而著于简帛的《商书》和《商颂》就要复杂得多，因为它们在传播过程中或多或少地经过后人的改动。《商书》中的五篇文章，《盘庚》(上、中、下)是古今学者公认的殷商文献，但即便如此，《盘庚》中也有后人羼入的文字。其他四篇殷商文诰中也有周人的文字②。因此我们在论述时要特别谨慎小心，尽量避免将《商书》中的周代语汇作为殷商语言来讨论。情况最复杂的是《商颂》，古今学者对《商颂》有“商诗”和“春秋宋诗”两说。从现有文献来看，“宋诗说”遇到强有力的反证材料③；但如果将《商颂》视为商诗，它的语言难度又明显低于《诗经·周颂》；若要将它视为周诗，文献又不足以证明。为了行文的严谨，本文采用阙闻则疑的方法，暂不将《商颂》作为殷商语言的论述对象。 殷商文献中有相当多的生僻词语，语汇底色相当古老，殷商文法在大的方面与后世文言相近，但也有不少特殊之处。奇异的文字符号，古老艰深的语汇，具有特定含义的成语，大量的通假字、假借字，似通非通的语句，没有规律的浓缩，间或出现的特殊文法，程式化的行文，还有因为甲骨断残和青铜器锈蚀而造成的文字残缺，这些因素使殷商文献很难读懂。殷商文献语言与春秋战国以后的语言差异甚大，为了区别起见，本文将殷商文献语言以及西周时期仿古的文献语言称为“殷商古语”，将从周民族兴起并逐渐流行的语言称为“文言”。卜辞、铭文、《尚书》文诰三者语言差异甚大，但它们仍然存在某些相同的时代特色，古奥艰深是“殷商古语”的共同点，其中各体文献语言又有自己的特点。 甲骨卜辞是殷商文献中难度最大的语言。现存殷商卜辞始于盘庚迄于帝辛。完整的卜辞有叙辞、命辞、占辞、验辞几个部分，格式固定，有一套不易理解的占卜术语。例如：“癸巳卜，争，贞有白彘于妣癸，不左。王占曰：‘吉，勿左。’”④在这条卜辞中，“有”通“侑”，是商代祭名。“左”意为“吉利”。不懂得“有”“左”就无法读懂这条卜辞。又如：“戊申卜，贞：其品司于王出?”(《甲骨文合集》23712，第3038页)“品”是商代祭名，“司”是神名。这条卜辞贞问：在商王出去的时候，以品祭方式来祭祀司神好不好。卜辞有一些属于自己的特有词汇，如未来名词“羽”“生”，车马单位名词“丙”，语气副词“惠”“气”“骨”，否定副词“弱”“妹”，情态副词“迟”“迅”，时间副词“鼎”，范围副词“同”“历”，介词“邲”“挛”，连词“兄”“氐”“延”，语气词“执”等，都不见于殷商其他文献⑤。卜辞中还有一些成语，如“兹卜”“求年”“大启”等等⑥。卜辞文法与后来“文言”大体一致，但也有一些特殊文法，例如，卜辞以“勿”作为否定句代词宾语前置词，用“惠”提示宾语前置，将副词“其”用在动词和宾语之间，一个动词带三个宾语，等等(《甲骨文语法学》，第291—296页)。 甲骨卜辞具有某些文学因素，但对它的文学成就不能估计过高。卜辞往往从东南西北几个方位进行贞问，构成整齐的句子排列，例如：“癸卯卜，今日雨?其自西来雨?其自东来雨?其自北来雨?其自南来雨?”(《甲骨文合集》12870，第1816页)有些论者将这条卜辞与汉乐府《江南》比附，视其为歌谣，其实四方贞问是卜辞的格式要求，与《江南》只是偶然的形式巧合，虽然这类卜辞句式整齐，但不能将它们视为古代歌谣。此类卜辞每句最后一字相同，也不能将其看作是押韵。不过，有些卜辞善于描写事物，例如：“王占曰：有祟。八日，庚戌，有各云自东，宦母。昃，亦有出虹，自北饮于河。”(《甲骨文合集》10405，第1532、1533页)卜辞大意是，商王占卜说，有灾祸。到了八日庚戌，东边乌云弥漫，天空昏暗。到日头偏西时，天上出现彩虹，虹的一头在天空北面，另一头直插黄河，如同巨龙饮水。卜辞从乌云弥漫写到彩虹出现，特别彩虹饮河的描写，充满了想像力，“饮”字尤其传神。 卜辞并非通体难解，它有一批浅易的基本词汇。如“日”“月”“星”“麦”“禾”“粟”“牛”“羊”“马”等，它们在“文言”和“白话”中仍然继续运用。 殷商铭文出现的时代较甲骨卜辞要晚一些。现存最早的青铜器铭文是武丁晚期作品。从武丁晚期到文丁时期的铭文语言比较简单，少则一两个字，多则三五个字。有些铭文记载族名，如“亚矣(疑)”“亚弜”等⑦。有些铭文记载器主之名，如“子妥”(《殷周金文集成》3.1301，第287页)、“妇好”(《殷周金文集成》3.1337，第295页)等。有些铭文记载被祭者之名，如“且(祖)丁”(《殷周金文集成》3.798，第41页)、“司(一说“司”当为“后”)母戊”(《殷周金文集成》4.1706，第52页)等。有些铭文标记铜器所放位置，如侯家庄西北冈1001号商代墓葬出土的三件盉，铭文分别为“左”“中”“又(右)”(《殷周金文集成》15.9317，第71页)，这三条铭文就是标明三件盉在墓室摆放的位置。有些铭文记载职官，如“夫册”(《殷周金文集成》2.392，第14页)。这些早期铭文只是青铜器上的标记，还不能算是一种独立文体，谈不上有什么文学性。到帝乙、帝辛时期，开始出现三四十个字的记事铭文，如《我方鼎》四十一字，《四祀卣》四十二字。此时铭文重点渐渐落在记载功烈祭祀先祖之上，并有“用乍(作)某尊彝”等套语。如《小臣缶方鼎》：“王易(锡)小臣缶湡责(積)五年，缶用乍(作)享大子乙家祀尊。”⑧商王将湡地五年的赋税赏赐给小臣缶，缶为此作祭祀礼器。又如《小臣邑斝》：“癸子(巳)，王易小臣邑贝十朋，用乍(作)母癸尊彝，隹(唯)王六祀，彡(肜)日，才(在)四月。亚矣(疑)。”(《商周青铜器铭文选》，第3卷，第6页)癸巳日，商王赐小臣邑贝十朋。小臣邑为此铸作祭祀母癸的斝，时在帝辛六年四月，族徽“亚疑”。殷商铭文中多用通假字和假借字。通假字如“隹”通“唯”，“彡”通“肜”等。假借字如“锡”借为“易”，“泛”借为“凡”等。殷商铭文中不少人名、地名、官名、祭名、物名难以辨认。从总体上看，殷商铭文语言简朴，尚处于起步阶段。 对后世散文影响最大、传播最广、最有代表性的“殷商古语”，还要算《商书》语言。传世的《商书》有五篇：《汤誓》《盘庚》(上、中、下)、《高宗肜日》《西伯勘黎》和《微子》。殷商古老语汇构成了《商书》语言的艰深底色。这些古老语汇分两种情形：一是文字生僻，如“懖懖”(意为“拒绝善意”)、“敩”(意为“体察”)、“憸”(意为“小”，以上见《盘庚上》)、“厎”(意为“致”)、“咈”(意为“违背”)、“颠隮”(意为“陨坠”，以上见《微子》)等。二是常字古义，即词语是后世“文言”中常见的词语，但词义却是殷商古义，读者往往识其字而不知其义。名词如称国都为“邑”(《盘庚上》)，称年轻人为“冲人”，称天子为“天胤”(《高宗肜日》)，称众位官员为“师师”(《微子》)。动词如用“刘”(《盘庚上》)表示杀戮，用“厎绥”(《盘庚上》)表示安定，用“和”(《盘庚上》)表示宣布，用“猷”(《盘庚上》)表示谋划，用“话”(《盘庚中》)表示会合，用“臭”(《盘庚中》)表示枯朽。形容词如把大说成“丕”(《盘庚中》)或“图”“戎”(《盘庚上》)。代词如把如何说成“如台”。连词如把于是说成“越其”(《盘庚上》)或“丕乃”(《盘庚中》)，等等。《商书》所用的语助词是“越”“式”“诞”“肆”“猷”“丕”等，与春秋战国以后的“之”“乎”“者”“也”等完全不同。将这些古老语汇组成句子，读者便会觉得如读天书。例如：《盘庚下》“吊由灵各”⑨：吊，淑、善；灵各，神灵，“吊由灵各”意为“迁殷之善是由于上帝的神灵”。《微子》：“我其发出狂，吾家耄逊于荒?”(《尚书校释译论》，第2册，第1076页)发，起；出，出逃；狂，读为“往”；吾家，我；耄，昏乱；逊，顺；荒，读为“亡”。这两句是说：“我是选择出逃呢，还是昏昏然随同殷朝一起灭亡呢?”《商书》古老语汇多如此类。 《商书》中有些语汇是殷商成语。王国维指出，“古人颇用成语，其成语之意义，与其中单语分别之意义又不同”⑩。古代不少注家未能认识到这一点，他们往往从“单语”角度解释《商书》中的成语。例如《盘庚中》“咸造勿亵在王庭”，伪孔安国传：“众皆至王庭，无亵慢。”(11)伪孔传把“勿”解为“无”，把“亵”释为“亵慢”，这虽然勉强可以说得通，但却与上古礼俗不符：在商王掌握臣民生杀予夺大权的时代，焉有臣民敢在王庭亵慢之理?刘起釪指出，“勿亵”是古成语，意为“不安”(《尚书校释译论》，第2册，第903页)。这个解释准确地描绘了臣民在王庭紧张、惶恐、局促、不安的情态，比“无亵慢”之说强多了。近现代学者相继发掘出《商书》中一些殷商成语，诸如“罔知”(见《盘庚上》，意为“不保”，用杨树达说)、“慼鲜”(见《盘庚中》，意为“保护”，用刘起釪说)、“在上”(见《盘庚中》，意为“在上天那里”，用刘起釪说)、“爽德”(见《盘庚中》，意为“离心离德”，用刘起釪说)、“小大”(见《微子》，意为“从下至上许多人”，用刘起釪说)等等。“殷商古语”中的成语与“文言”“白话”中的成语有四点不同：一是“殷商古语”中的成语多为两字，而“文言”“白话”中的成语多为四字；二是“殷商古语”中的成语往往用通假字或音近字表示，形成同一成语多种字符的情形，如“致告”(见《盘庚上》和《微子》，意为“传达、相告”，用刘起釪说)又作“指告”，“文言”“白话”中的成语字符则基本是稳定的；三是成语来源不同，“殷商古语”中的成语是直接从口语中提炼的，而“文言”“白话”中的成语则一般来源于文献典籍；四是“殷商古语”中的成语到秦汉以后就不再有人使用，而“文言”中许多成语至今仍活在“白话”之中。 《商书》某些语句因其过于浓缩而导致理解困难。如《盘庚上》“无傲从康”，盘庚语意是“你们不要骄傲，不要放纵，不要贪图安逸”，史官本应写成“无傲，无从(纵)，无康”，但他省略了后两个“无”。今人可用顿号来表明这是三层意思，写成“无傲、从、康”，但古代没有句读，阅读难度可想而知。同样的例子又见于《盘庚下》“予其懋简相尔”，懋，勉励；简，挑选；相，视才而用。这一句意为：“我将会勉励你们，从你们当中挑选人才，视你们的才能而加以任用。”三层意思被史官浓缩为一句。再如《盘庚下》“鞠人谋人之保居叙钦”，从东汉郑玄到宋人蔡沈都未能把此句讲清楚，直到近人戴钧衡《书传补商》，才把这一句话意思讲通。鞠，养育；谋，谋划；保，安；居，居住；叙，任用；钦，尊敬。这一句意为：“凡是那些能够养育民众的人，以及那些为民众安居谋划的人，我都会叙用他们，尊敬他们。”这些意思今天要用四句话才能表达清楚，却被《盘庚下》作者浓缩在一个九字句之中。以上是记言句的例子，语句浓缩的情形也见于《商书》的叙述句。如《盘庚上》“率吁众戚出矢言”：率，因；吁，呼；众戚，众位贵戚；矢言，誓言。此句因过于简略而导致注家不同解释：伪孔传以为是盘庚对忧虑之人讲话，吴澄、姚鼐以为是盘庚对不愿迁都之臣讲话，牟庭主张是不愿迁都大臣对盘庚讲话，俞樾认为是盘庚呼贵戚出来，让他们向民众传达自己的讲话(《尚书校释译论》，第2册，第935、927、927、930页)。从上下语境来看，当以俞樾解释为正确。这句话有三层意思：一是盘庚呼贵戚出来；二是盘庚向贵戚发表讲话；三是盘庚要求贵戚将自己的誓言传达给民众。《盘庚上》作者或许没有想到，他的一个叙述句竟让后人猜了三千多年。 《商书》大量运用通假字和假借字(12)。例如，《西伯勘黎》“天既迄我殷命”，俞樾指出，当时殷朝尚未灭亡，“既”不能解为“已经”，而应解为“其”，意为“将要”。“天既迄我殷命”，意谓“上天将要终止我们殷国的大命”(13)。又如《微子》“天毒降灾荒殷邦”，《史记·宋微子世家》写作“天笃下灾亡殷国”(14)，“毒”与“笃”通，笃，厚也，“荒”与“亡”通。“天毒降灾荒殷邦”，意谓“天厚降灾来灭亡殷国”。《商书》常用假借字。例如，“修”是“攸”的假借(见《盘庚上》，用孙诒让说)，“则”为“贼”的假借，“倚”是“踦”的假借(见《盘庚中》，用陈乔枞说)，“冲”为“童”的假借(见《盘庚下》，用刘起釪说)，等等。《商书》古注中那些“读为”某音的字也是假借字，如“选”读为“纂”(用俞樾说)，“昏”读为“敏”(用刘起釪说。以上见《盘庚上》)，“失”读为“佚”(用刘起釪说)，“浮”读为“佛”(用俞樾说。以上见《盘庚中》)，“怠”读为“怡”(用于省吾说)，“懋”读为“勖”(用刘起釪说)，“多”读为“侈”(用吴汝纶说)，“绥”读为“佗”(用杨筠如说)，“庸”读为“封”(用杨筠如说。以上见《盘庚下》)，“方”读为“傍”(用段玉裁说)，“雠”读为“稠”(用郑玄说)，等等。识读《商书》这些通假字和假借字，需要有足够的学力和才力，《商书》中不少通假字、假借字是在千百年之后才被那些饱学之士认出来的。 以古老语汇作为语言底色，于古语之中多用殷商成语、通假字和假借字，组合成句时又高度浓缩，古奥艰深的《商书》文诰语言就是这样炼成的。 “殷商古语”是中国最早的文学语言，它奠定了书面汉语语音、文字、词汇、语法的基本格局，其开创之功不可埋没。作为发轫期的文学语言，“殷商古语”的难度也是最高的。迄今为止，还有几千个甲骨文、铭文的字符不能辨识。《商书》虽然经过历代学者考释而基本可以讲通，但是并不能保证这些训释完全正确。拿文学性、审美性标准来审视卜辞、铭文和《商书》语言，显然它们都还缺乏。有必要说明，“殷商古语”中多少也有简易的因素，“殷商古语”中的部分浅易语汇在“文言”乃至“白话”中继续使用，“殷商古语”文法与后世的“文言”“白话”大体一致，《商书》中偶尔有一些生动的比喻，如“若火之燎于原”“无起秽以自臭”等，都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