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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西周另一种书面语：“文言” 所谓“文言”，是西周时期区别于“殷商古语”的另一种书面语言(23)。“文言”的形成，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殷商古语”的影响。先周作为商王主盟下的一个诸侯邦国，长期受到“殷商古语”的浸润。“殷商古语”并非通体困难，它还有一批与普通民众所共用的基本语汇，它的文法与后世“文言”基本相同。“文言”就是抛弃“殷商古语”的艰深成分，吸取其中的平易因素。二是周民族有着自己的语言文化传统。周人处于西方，有自己的方言口语，与处于东方的殷商存在着语言地域差异。周人目标是与殷商争夺天下，激烈的军事政治斗争使周人在语言表达上追求准确、简洁、易懂，由此形成了周人在语言表达上追求简易的特点。一方面继承“殷商古语”中的平易因素，另一方面发挥周民族自身崇尚简易的传统，这两方面因素的结合，一种与“殷商古语”不尽相同的书面语言——“文言”应运而生。这是周民族对中国文学语言的伟大贡献。 “殷商古语”和周人“文言”都是经过提炼的书面语言，两者的区别是(24)：在文字上，前者有一套特殊的书写符号(如甲骨文)，生僻字、通假字和假借字较多，后者使用正常的书写符号，通假字和假借字使用频率较前者低；在词汇上，前者语汇底色古老，多用两字成语，后者语汇底色相对平易，所用成语多为四字；在句式上，前者高度凝练浓缩，不少句意难解，后者通顺流畅，虽有省略但不影响读者的理解；在文法上，前者有若干特殊的文法，后者使用规范的文法；在用途上，前者多用于祭祀、训诰、誓师、册命、纪勋、占卜等重要典礼，后者用于燕、射等娱乐礼仪和普通政治文化生活；在风格上，前者庄重肃穆，后者轻松随意；在与口语关系上，前者远离当代口语，后者接近当代口语。 “文言”形成于何时?根据现存文献，可以追溯到《周易》中的“易经”(25)。本文将“易经”视为“文言”代表作，主要基于以下理由：第一，“易经”中的生僻字较少。“易经”大约五千多字，其中的生僻字仅有“邅”“褫”“挛”“夤”“盱”“颙”“胏”等二十来个，生僻字占全书的比例要远远低于“殷商古语”文献。第二，“易经”用语相对平易。例如：“西南得朋，东北丧朋。”(《坤卦》)“舆说(脱)辐，夫妻反目。”(《小畜》)“利西南，不利东北；利见大人，贞吉。”(《蹇卦》)“得敌，或鼓或罢，或泣或歌。”(《中孚》)“可小事，不可大事。”(《小过》)这些句子明白如话，几乎不用多少解释就能读懂字面意义。第三，“易经”多用描述、比喻或历史故事等感性方式来表达思想，这有助于降低语言难度。例如“密云不雨，自我西郊”(《小畜卦》)，“帝乙归妹”(《泰卦》)，“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中孚卦》)，“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既济卦》)(26)。有些卦爻辞通篇运用比喻，如《乾卦》以龙象的演进来说明卦意的进展，以形象的语言引导读者去理解卦象、卦爻辞之后的喻义。与此情形类似的还有《渐卦》。第四，“易经”有些句子虽然高度凝练，但却不像《尚书》那样语言晦涩。例如：“师出以律，否臧凶。”(《师卦》)“无平不陂，无往不复。”(《泰卦》)“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周易正义》，第50、67、94页)这些语言像格言一样精炼简洁，但又不显得艰深古奥。第五，“易经”语言的文学性较“殷商古语”有所提升。“易经”吉凶之“意”寄寓在“象”(卦象)和“言”(卦爻辞)之中，这使“象”“言”之中蕴含着丰富而又神秘的信息密码，“象”“言”“意”的奇妙组合构成一种诗意的空间，作为《周易》重要组成部分的卦爻辞也就因此具备了一定的诗性。阅读《周易》确有不小难度，它的难点在于如何结合卦象和卦爻辞去揣摩吉凶之意，而不是卦爻辞本身。 西周“文言”另一代表作是《诗经》中的西周风诗(27)。风诗语言的“文言”特征是：第一，风诗用语比雅颂要浅近、通俗、平易得多。兹以《召南·甘棠》为例：“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蔽芾甘棠，勿翦勿败，召伯所憩。蔽芾甘棠，勿翦勿拜，召伯所说。”(《毛诗正义》，第78页)诗中只有“蔽芾(盛貌)”“茇(草舍)”“败(折)”“拜(拔)”几个字需要解释，其余都明白如话。第二，风诗中某些诗句接近口语。像“求之不得，寤寐思服”(《关雎》)、“未见君子，忧心忡忡”(《草虫》)、“求我庶士，迨其吉兮”(《摽有梅》)，这些诗句都是脱口而出，“求之不得”“忧心忡忡”至今仍活在人们口语之中。第三，风诗多用比兴，而诗人用来比兴的都是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常见事物，因此它起到浅化语言的作用。例如《周南·桃夭》：“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诗人以红艳艳的桃花起兴，让人联想到女子结婚的红火场面，语句变得浅显易懂。又如《周南·汉广》用“南有乔木，不可休思”来兴起“汉有游女，不可求思”，用不着诠释，读者即可把握诗人的情思。再如《豳风·鸱鸮》以一只心力交瘁的母鸟的口吻哀求鸱鸮放过自己，联系周初三监反叛、流言四起、周公忍辱负重的历史背景来读这首诗，自然会感受到不尽情味。第四，不少风诗采用重章复沓的章法，它的妙处是用字少，重复多，由此降低了语言的难度。例如，《周南·芣苡》仅换了“采”“有”“掇”“捋”“袺”“  ”六个动词，就写出农妇采摘芣苡过程的种种情状。风诗语言平易的奥秘在于上古天子“观风”。在通讯、交通不发达的上古时代，天子通过“陈诗”“采风”各种途径，从风诗中了解各诸侯国的政治好坏和民风厚薄。由于天子要“观风”，所以风诗务必要原汁原味地保留民众生活原貌，包括保留民众口语。风诗用于天子闲居之时观赏，以及用于燕、射等娱乐性礼仪，朝廷对风诗歌词的典雅要求远不及雅颂之高，而这反而成就了风诗语言的浅易生动。西周穆王时期，出现一种用“文言”写成的“语”体散文——《国语》(28)。《国语》共收录235篇散文，其中西周散文有11篇(《周语上》10篇、《郑语》1篇)。这些西周散文的语言底色较《周书》要浅易得多，它的记言文字大体可以读懂，它的叙述文字尤其明白流畅。《国语》的语汇不像《周书》那样古老，如《周书》中“百工”意为“百官”，《国语》的“百工”则是指“各种工匠”；《周书》中周王自称“予一人”，《国语》中周厉王则自称“吾”。《周书》中某些双音节动词，《国语》直接用一个单音节动词表示，如《周书》用“言曰”，《国语》用“曰”；《周书》用“格知”，《国语》用“知”；《周书》用“殄戮”，《国语》用“戮”。《周书》中“立”“正”“巳”“昏”“忘”等通假字，《国语》直接使用“位”“征”“祀”“闻”“亡”本字。《周书》中的语助词是“猷大”“洪惟”“越若”“越惟”“迪惟”等，《国语》中的语助词是“之”“乎”“者也”等。我们从《周书》和《国语》11篇西周散文中，找到一批意义相同或相近的词汇进行比较： 两者都是西周时期历史散文作品，而后者语言远比前者浅近平易，可知《国语》作者确实是在运用一种不同于《尚书》的语言从事写作。我们还找到了两书中语意相近的句子，例如： 在今后嗣王诞罔显于天，矧曰其有听念于先王勤家：诞淫厥泆，罔顾于天显民祗。惟时上帝不保，降若兹大丧。(《尚书校释译论》，第3册，第1513页) 商王帝辛，大恶于民。庶民不忍，欣戴武王，以致戎于商牧。(《国语》，第3页) 这两节文字大意都是说，殷纣王暴政导致天怒人怨，最终走向覆灭。《多士》如果不经过专家训释，是没有办法读懂的。《国语》的语言则基本不需要解释就可以理解，它的语言与春秋战国以后的文言没有多少差别。 从《易经》、《诗经》西周风诗、《国语》西周散文来看，在先周和西周前期，“文言”就已经用在诗文及卜筮文献中。虽然“文言”在西周属于次要文学语言，但它接近民众口语，作者易写，读者易懂。“文言”用语生动形象，自然灵活，长于叙述和描写，文学艺术性要远远高出于“殷商古语”作品，因而它比“殷商古语”有着更旺盛的生命力。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文言”都有取代“殷商古语”的优越条件，剩下的就是等待时日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