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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西周对“殷商古语”的因袭和新变 在中国文学语言发展史上，西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文学语言在此时正经历着重要的因革。西周存在着两套文学语言：一是相对简洁平易的周人“文言”；二是晦涩艰深的“殷商古语”。两套语言系统，一主一次，一雅一俗，一难一易，一因一革，区分十分明显。在西周前中期，“殷商古语”占据文坛主流地位，周人的“文言”处于次要地位。“文言”的情形留待下文讨论，本节专论西周的“殷商古语”。周人在祭祀、誓师、训诰、册命、纪勋、占卜等重大典礼场合都运用“殷商古语”，西周重要文献如《周书》《周颂》《大雅》、卜辞、铭文的语言都是沿袭殷商。《诗经·大雅·文王》说：“周虽旧邦，其命维新。”(15)周人既然自信以旧邦而获新命，为何不能开一代语言新风，大胆地运用周人的“文言”，而要沿袭深奥的“殷商古语”呢?这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说历史文化因素。据《史记·周本纪》载，周是夏、商主盟下的一个西方诸侯小国，从后稷之子不窋奔窜戎狄以下十二代，周人都是处于戎狄之间，过着亦夏亦夷的生活。直到后稷十三世孙古公亶父由豳迁岐，周人才开始有意识地“贬戎狄之俗，而营筑城郭室屋，而邑别居之，作五官有司”(《史记》卷四《周本纪》，第1册，第114页)。经过太王、王季特别是姬昌几代人的经营拓展，到殷商末年，周人的政治、军事势力迅速扩展，达到“三分天下有其二”(《论语·泰伯》)的程度。尽管如此，周人的成就主要体现在政治、军事领域，在文化上要远远落后于有着近六百年发展史的殷商。唯其如此，周人对殷商文化抱有一份敬畏心理。殷商末年，在记载周人向殷商进贡方物的甲骨文中，周人自称“小邦周”，对商则称“大邑商”，这两个称呼道尽了周人面对具有悠久文化传统的殷商的谦卑心理。灭商以后，周人虽然在意识形态和礼乐制度上多有革新，但仍在很多方面因袭殷商。论者指出，在周初二十种祭礼中，有十七种祭祖礼都是殷周同名(16)。杨宽《西周史》指出，先周文化只有陶鬲而没有陶鼎，周人的铜鼎是从商文化中学来的。郭沫若在《青铜时代》中，将殷商末年和西周成、康、昭、穆时期的青铜器划为同一时期彝器。他们从文物考古角度证明了商周之际的文化传承。周公制礼作乐，诗人歌咏王季、姬昌与大邦殷商的联姻，《诗经·大雅·大明》说：“挚仲氏任，自彼殷商，来嫁于周，曰嫔于京，乃及王季，维德之行。大任有身，生此文王。”王季娶殷商女子太任为妃，太任生文王姬昌，她在周民族文化中有着圣母一般的地位。《大明》又说：“文王嘉止，大邦有子。大邦有子，伣天之妹。文定厥祥，亲迎于渭。”(《毛诗正义》，第967、968、970页)诗中歌咏的这位大邦之子就是来自殷商的文王之妃太姒。从这些诗句中可以深切地体味到，周人认为“大邑商”血统高贵，即使是在灭商之后，周人仍以能够与“大邑商”联姻为莫大的荣耀，从而在国家大典中予以歌颂。了解商周之际两个民族的历史文化差异以及在这种特定历史情境下的周人心理，就不难理解周人为何沿用“殷商古语”。 其次，商周之际，有一批学养深厚的殷商史官因不满纣王残暴统治而由商奔周，成为周人文诰、颂诗、铭文、卜辞创作的主体力量。例如，辛甲就是归周的殷商著名史官。《史记·周本纪》载：“辛甲大夫之徒皆往归之。”《史记集解》引刘向《别录》说：“辛甲，故殷之臣，事纣。盖七十五谏而不听，去至周，召公与语，贤之，告文王，文王亲自迎之，以为公卿，封长子。”(《史记》卷四《周本纪》，第1册，第116页)辛甲归周之后，被任命为周国太史，成为周文王的股肱之臣。西周初期另一著名史官尹佚(又称史佚、史逸)可能也是从商朝而来。商代晚期铜器有《尹光鼎》，西周早期铜器有《尹伯甗》，透露出尹氏由商转周的轨迹。尹佚归周当在文王之世，他历仕文、武、成三朝。据《逸周书·克殷解》载，周人克殷之后，他在武王代殷仪式中宣读受命文书，并主持“迁九鼎三巫”之礼。《逸周书·世俘解》载，周武王举行献俘礼，命史佚在“天室”宣读册书。商周之际的著名寿星彭祖也是由商归周的史官，他在商为守藏史，在周为柱下史(17)。《吕氏春秋·先识览》载：“殷内史向挚见纣之愈乱迷惑也，于是载其图法，出亡之周。武王大说，以告诸侯。”(18)向挚奔周时带来了殷朝的“图法”，作为见面礼献给新主。《史墙盘》载：“于武王既氒殷，微史剌且乃来见武王，武王则令周公舍于周，卑(俾)处。”(《商周青铜器铭文选》，第3卷，第154页)这位微史是归顺周武王的众多殷商史官之一。殷商史官由商奔周，直接将“殷商古语”带到西周。西周初年某些重要文诰就是出于辛、尹等史官之手。《尚书·洛诰》载：“王命作册逸祝册，惟告周公其后。”同篇又载：“王命周公后，作册逸诰。”(《尚书校释译论》，第3册，第1497页)这两处的“逸”即尹佚，《洛诰》即是尹佚之作。《左传·襄公四年》载魏绛之语云：“昔周辛甲之为大史也，命百官，官箴王阙。”(19)《周书》中一批语言艰深的篇章，诸如《大诰》《康诰》《酒诰》《召诰》《多士》《多方》《君奭》《立政》等都作于西周初年，它们很可能是由商奔周史官的作品。 最后，文学语言本身有其稳定性和延续性。在文化诸要素之中，语言的变化最为缓慢，不会因为改朝换代而轻易改变。易代可以给文学语言增添若干新的词汇，但不会使语言发生质变。这是因为，语言只是一种思想交流工具，这一个政治集团可以用它，另一个对立的政治集团同样可以用它。因此，“殷商古语”并没有因为殷商王朝的覆灭而被丢弃，反而在新生的政权之下重获生机。 周人卜辞、铭文、雅颂和文诰都在不同程度上因袭“殷商古语”。周原卜辞的刻写风格接近帝乙、帝辛时期的殷人卜辞，以至于有些学者怀疑它们就是出于殷人之手(20)。西周铭文是沿着殷商铭文的路子走下来的。某些殷商铭文套语在西周得到沿用，如“用乍某尊彝”“隹王某祀”等，西周铭文也像殷商一样多用通假字和假借字，如“苟”通“敬”、“或”通“国”、“尸”通“夷”等等。《诗经》雅颂语言像殷商文献一样晦涩艰深。兹举一例，《国语·周语下》载晋国大夫叔向逐字解说《周颂·昊天有成命》：“其诗曰：‘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於缉熙!亶厥心肆其靖之。’……夫道成命者，而称昊天，翼其上也。二后受之，让于德也。成王不敢康，敬百姓也。夙夜，恭也。基，始也。命，信也。宥，宽也。密，宁也。缉，明也。熙，广也。亶，厚也。肆，固也。靖，龢也。”(21)叔向之所以要逐字训释，是因为到春秋时期，人们就已经读不懂《周颂》了。《周书》语言尤其深得《商书》的神髓，《商书》语言的几大核心要素——古老语汇、成语、通假、假借、浓缩——都在《周书》中得到完满的继承。《周书》语言底色一如《商书》古老，例如《大诰》称“政权长久”为“大历”，把“高官厚禄”称作“大服”，将“不可相信”称为“棐忱”等等。《周书》的语助词如“越惟”“爽惟”“迪惟”“诞惟”“洪惟”等，在“文言”中是看不到的。《周书》运用了不少成语。经王引之、孙诒让、王国维、杨筠如、于省吾、刘起釪等人发掘的成语有：“昧爽”(意为“天快亮之时”)、“昏弃”(意为“背弃”)、“敷佑”(意为“普有”)、“由哲”(意为“昌明”)、“迪知”(意为“用知”)、“丕丕基”(意为“伟大的基业”)、“作求”(意为“仇匹”)、“初基”(意为“开始”)、“保乂”(意为“保有并治理”)、“速由”(意为“赶快按照”)、“敬忌”(意为“敬畏”)、“丕显”(意为“伟大光辉”)、“冒闻”(意为“上闻”)、“天显”(意为“天命”)、“迪屡”(意为“屡次兴作”)、“要囚”(意为“幽囚”)、“所其”(意为“自始”)、“监兹”(意为“鉴戒”)、“灵承”(意为“善受”)、“庸释”(意为“用厌”)、“丕时”(意为“大承”)、“答扬”(意为“答谢颂扬”)、“降格”(意为“神来享佑”)、“昭登”(意为“往来”)等等。《周书》多用通假字，如在《康诰》中，“眚”通“省”、“懋”通“茂”、“衣”通“殷”。《周书》多用假借字，如在《大诰》中，“明”是“命”的假借、“棐”是“匪”的假借、“逝”是“誓”的假借、“吊”是“淑”的假借、“极”是“亟”的假借、“兄”是“贶”的假借，等等。《周书》中有一些浓缩句，如《梓材》“肆亦见厥君事戕人宥”(《尚书校释译论》，第3册，第1422页)，此句意谓臣下看到君主任用戕害人者，且宽宥其罪，史官将两层意思缩为一句，第二层意思仅用一个“宥”字表示，且省略主语。又如《无逸》：“继自今嗣王则其无淫于观，于逸，于游，于田。”(《尚书校释译论》，第3册，第1539页)完整句子应该是：“继自今嗣王则其无淫于观，无淫于逸，无淫于游，无淫于田。”周初诸诰的语言难度并不在《盘庚》之下。 周人对“殷商古语”并非亦步亦趋，而是在因袭基础上锐意开拓，使“殷商古语”在西周呈现出两大新变： 新变之一，是某些殷商文体语言在周人手中得到全面发展，典型的例子是铭文。铭文在殷商起步，它的真正黄金时代是在西周。西周铭文篇幅比殷商要长得多，特别是到了西周中晚期，长篇铭文大量涌现，如《曶鼎》380字，《毛公鼎》497字。西周铭文内容远比殷商广泛，举凡祭祀、赏赐、训诰、燕飨、田猎、征伐、册命、纪勋、诉讼、盟誓、订契、买奴等，都见于彝器铭文。铭文篇幅与内容的拓展，自然会带来语言变化。西周武、成时期铭文用词比较简单朴素，以单音节词汇为主。从西周康王时期开始，铭文中的双音节语汇渐渐增多，词汇呈现出逐步丰富的趋势。以《大盂鼎》为例，文中就有“不(丕)显”“四方”“妹(昧)晨”“朝夕”“奔走”“召夹”“罚讼”“人鬲”等双音节词。西周铭文的词汇比殷商要丰富得多，例如，西周铭文中仅表示赏赐、给予意思的动词，就有“畀”“兄”“赍”“商”“易”“厘”“馈”“贿”“赠”“授”“禀”“遗”“绥”“惠”“匄”等。其他如“对扬”和“答扬”、“皇休”与“鲁休”，都是用不同词语来表达相同意思。颂扬性语汇在西周铭文中大量涌现，如颂扬王侯时多用“不(丕)显”“休善”“穆穆”“懿釐”，称颂天命时用“冬(终)命”，赞美祖考时称“文人”“文祖”“文考”“文母”，赞美先祖美德时用“渊克”“竞敏”“休宕”“恭纯”，祝福尊者长寿用“万年寿考”“黄耇”“黄发台背”等语。周恭王时期的《史墙盘》历颂文、武、成、康、昭、穆等先王功绩，作者在每一位周王都用了一个修饰语，用“强圉”修饰武王，用“宪圣”修饰成王，用“睿哲”修饰康王，用“宏鲁”修饰昭王，等等。西周铭文语法结构与后世大体相同，但也有少数特殊语法现象。有些铭文用补语承担定语功能，如《御正卫簋铭》：“懋父赏御正卫马匹自王。”(《商周青铜器铭文选》，第3卷，第84页)此句意谓伯懋父将王赏赐的马转赐给御正卫。补语“自王”放在双宾语“御正卫”“马匹”之后。铭文中被动句的结构也与后世不尽相同，如《臣卿鼎铭》：“臣卿易(锡)金。”(《商周青铜器铭文选》，第3卷，第88页)此句意为公赐臣卿金，臣卿是此句的受赐者。铭文还有倒文现象，如《王臣簋铭》：“不敢显天子对扬休。”(《商周青铜器铭文选》，第3卷，第177页)正常的语序是“敢对扬天子不显休”。西周铭文格式套语不仅增多而且变长，出现“某拜稽首，对扬王休，用乍某尊彝，其眉寿万年，子子孙孙永宝用”之类的组合性套语。辞藻的丰富，用语的典雅，篇幅的扩展，内涵的厚重，使西周铭文语言呈现出博约温润的风格，其艺术成就明显超越殷商。 新变之二，是《周书》《周颂》《大雅》、西周铭文语言互相渗透。例如，《周颂·清庙》中“多士”“奔走”“丕显”“对越”“无射”等词语多见于《周书》和西周铭文。《大雅·皇矣》：“帝作邦作对。”“作邦”一语又见于《大盂鼎》，意谓“建国”。《大雅·大明》：“天难忱斯，不易维王。”“天难忱”即《君奭》“天难谌”，意谓“天不可信”。《大雅·下武》中的“作求”一词又见于《康诰》，意为“作匹”。《大雅·卷阿》中的“弥尔性”与《尨姞敦》《齐子仲姜镈》“弥生”意义相同，意为“永命”。《大雅·韩奕》中的“不庭方”又见于《毛公鼎》，意为“不朝之国”。《大雅·江汉》中的“戎公”即《虢季子白盘》“戎工”，指的是兵事。《大雅·江汉》：“天子万年。”此句又见于《剌鼎》。《大雅·抑》中的“远猷”一语见于《史墙盘》。《大雅·民劳》“柔远能迩”之语见于《大克鼎》。《周书》中的语气词如“乌虖”“繇”“巳”等也见于铭文。西周成、康时期铭文以散句为主，间或出现韵语，如康王时期的《大盂鼎》。大约从恭王时代起，有些铭文多用带韵的四言句，这些用韵的四言铭文颇似《诗经》中的雅颂诗句，如周懿王时期《史免簠》：“史免乍旅簠，从王征行，用盛稻粱。其子子孙孙永宝用享。”(《商周青铜器铭文选》，第3卷，第181页)“行”“粱”“享”三字押阳韵。恭王时期的《史墙盘铭》，也是一篇杂用四言句的铭文，文中“王”“邦”“方”“疆”“行”诸字押阳韵。再如宣王时期的《虢季子白盘》：“王睗(赐)乘马，是用左(佐)王。睗(赐)用弓，彤矢，其央。睗(赐)用钺，用政(征)蛮方。子子孙孙万年无疆。”(《商周青铜器铭文选》，第3卷，第308页)“王”“央”“方”“疆”押阳韵。西周铭文用韵以之、幽、东、阳、真几部为主，这与《周颂》的用韵情况大致相符(22)。一方面是铭文运用诗歌韵律，另一方面是某些颂诗吸取铭文、文诰的散文句式。如《周颂》中的《清庙》《维天之命》《维清》《昊天有成命》《小毖》《赉》《般》等作品都有不同程度的散文化倾向，诗中一句表达一个完整的意思，上一句与下一句之间跳跃性较大。这些作品以言志为主，不追求诗歌意象的营造，且不用韵，与文诰语言相近。 周人沿袭“殷商古语”的古老底色和文体风格，创作了一大批作品，促成了西周前期“殷商古语”的繁荣。西周某些文体(例如铭文)，其语言艺术成就要远超殷商。不过，“殷商古语”在西周并非长盛不衰。西周中叶是一个文化转折点，周人到此时建立了属于自己的文化体系。西周中期以后的文诰，如《周书》中《吕刑》《文侯之命》《秦誓》，其语言已较周初诸诰为易，特点是具有古老语义的语汇、通假、假借、语句浓缩等现象有所减少。《大雅》中的“变雅”语言，也要较“正雅”略浅一些。这说明在西周文化变革的背景之下，史官对“殷商古语”的热情已经有所减退，“殷商古语”自身也在慢慢褪色。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