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史撰写应充分重视社团文学研究(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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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进一步思考明末清初的文学历史，就会发现这一阶段文学运作的特殊方式——社团式文人群体运作方式。这种“社团式文人群体运作方式”的基本理念是：在文坛具有影响力的文学家出面组织社团，担任社团领袖，制定较为严密的社团纲领，提出鲜明的文学创作主张，组织社团文人开展文学活动，参与当时的政治斗争，实现社团作为派别组织的政治理念。这种“社团式文人群体运作方式”作用于文学的基本功能就是：文学社团的集体影响力对明清之际文坛格局定位。换言之，明末清初新的文学风气的形成，文学思潮的再度兴盛，文学理论的百家争鸣，文学流派的地域分布，创作的繁荣与优秀作家与作品的出现，皆与明末清初在各地涌起的文学社团有很大关系。由此我们不得不进一步提出很多问题：明代末年何以在全国各地冒出数以百计的文学社团；何以明末的文学家参加或者组织文学社团乐此不疲，并参与反对阉党的政治斗争，为此而不惜牺牲生命；何以代表晚明文学主流的“竟陵派”领袖谭元春也加入了复社团体；何以明末文人把社团作为改变世风、士风、文风的重要方式；何以文学家经过社团的熏陶而名声大振……也许，明末清初的文学生命也正蕴藏于论者对文学社团“何以”的追问之中。学术界对明清之际文学社团的研究能否获得最大的学术价值，也许正在于能否找到以上问题的合理答案。 但是，当我们从纷繁复杂的历史长河来俯观明末清初的文学社团时，文学社团并非明末清初专有，作为一种独特文学现象的文学社团也并非自明末始。清初诗人朱彝尊就说：“诗流结社，自宋、元以来，代有之。迨明庆、历间，白门再会，称极盛矣。”[3](卷21)前人早已指出文学社团并非源于明末。文人结社历代已有之，而且贯穿明清两代。因而，摆在我们面前的是这样一个尖锐的学术问题：既然文人结社历代有之，何以明清之际文学社团对文学的影响如此巨大呢? 其实在朱彝尊所言宋元之前的先秦时期，“社”之名早已出现。不过，当时之“社”还是原始先民对“土”能生“谷”的生命显征与能“平九州”[4](P1)本领的宗教崇拜。其后，“社”成为以“群”划分居住条件，后世之“社”便具有了“群体”之意。先秦无文人结社记载，至东晋出现的白莲社，成为文人结社之源头。真正具有文学性的结社始于唐之幕府诗人(主要是中唐时期的“大历十才子”)。唐代文人结社文学色彩加重，但在数量上极少，没有形成风气，对文学的影响有限。宋代结社风气开始盛行，社团组织形式渐趋定型。相比唐代，此期文学社团与文学活动联系越来越紧密，文学流派的形成往往以社团为中介而发展壮大。一个最突出的例子是宋代影响最大的以黄庭坚为领袖，并在江西诗社基础上发展而成的江西诗派。但也仅此而已。即使此期文学社团多至六七十家之多①，但在当时文人优裕生活背景下，社团多为文人怡情养老之处，文学成就相对不高。如果单从以上纵向发展的历史轨迹审视文学社团及其对文学的影响，还不足以充分凸显明末清初文学社团独特文学风貌的话，那么回到明代，我们在综合梳理与深入发掘文学社团在明代不同历史时段的发展轨迹学术路径下，明末清初文学社团不同于其他历史时期的独特风貌，以及社团对文学的影响将会变得更为明晰。 首先，表现在社团观念已发生根本变化。之所以说明末清初文学社团观念发生“根本”变化，就在于此时期文人突破“社团领袖—社规社约—文学活动”单社团独自运作方式，形成以社团联盟为主体，多社团合作并存的“联盟式”社团文人群体运作方式。这在中国古代文学社团发展史上不啻为创举。不仅如此，此时期文学社团的数量亦达到历史高峰，社团内外斗争比历史上任何一个阶段都要激烈。就社团与文学之间的关系而言，明末清初文学社团作用于文学的效果更为明显，影响也更大。明末“联盟式”多社团群体运作方式不仅使文学家的群体创作意识高扬，而且形成明末以社团文学为主流文学样态的文学史基本格局。具体而言，就是文学家组织或者参与文学社团，并在社团宗旨、组织形式、活动方式的作用下从事文学创作，文人创作受社团文学思想的影响与制约。在社团群体运作方式作用下，明末文坛形成以复社联盟为文坛盟主，各地分社为其辅翼的文坛格局，并在各地掀起轰轰烈烈的文学运动。文学社团的联盟性与地域性，又使得明末文学呈现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的独特风貌，形成明末派别林立、思潮纷呈的百家争鸣景象，对清初文坛产生重要影响。明末清初文学社团对文学的推动作用超越于以往任何一个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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