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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自编和上梓的距离 如上所述，北宋中后期，从李觏到苏轼、苏轼到苏门四学士的变化可以看出，随着时代的发展，生前刊行别集的例子确实在增加，但是如果着眼于他们与出版的关系，也就是他们的自主性和积极性这个问题，上述例子反映出的他们的态度却很难说是积极的。 首先，李觏曾在序文中声称，他的原稿不知为何人所盗，也就是在他本人不知情的情况下刊行的，强调他是受害者。还有苏轼，“乌台诗案”后，有熟人寄来书简请求刊行他的诗集时，他却断然拒绝了这一请求，称“某方病市人逐于利，好刊某拙文，欲毁其板”(《答陈传道五首》其二。中华书局、《苏轼文集》卷五十三、1986年3月)。诸如此类，北宋初期的两人虽然都实现了别集在生前的刊行，但是他们对刊行自撰集表现出的态度，决不是积极主动的。 李觏的时代姑且不提，到了苏轼的时代，民间的印刷出版业比宋初有了长足的进步。“乌台诗案”的爆发就证明了这一点。“乌台诗案”针对的是苏轼的诗“小则镂板，大则刻石，传播中外”(《监察御史里行舒亶札子》)这一问题，上述民间刊刻的《钱塘集》除了成为案件导火索以外，还被当作证据呈献给朝廷。这种现象显示出民间的出版业已经开始以当代文学为出版对象了，其出版行为甚至引起了中央监察机关的注意，开始具有社会影响力了。苏轼自己也在“乌台诗案”发生的前夕，于熙宁九年(1076)十一月作的《李氏山房藏书记》(上引《苏轼文集》卷十一)中记道：由于民间出版业的繁荣，得到书籍要比半个世纪以前容易得多。这表明当时书籍的生产和流通发生了剧烈的变化。 苏门四学士相当于苏轼的下一代，虽然他们对自己集子在生前的刊行只字未提，但是民间出版业的这种发展无疑也给他们的集子在生前刊行带来了极大可能。另一方面，如果揣测一下苏辙和苏门四学士等人的心理，不难想象他们对于这种情况不一定是举双手欢迎的，而是带有某种戒备心理，或者会产生防卫本能。就拿他们身边最近的例子苏轼来说，就曾经因为诗的原因而被人置诸死地，而且他在民间刊行的诗集也成了确凿证据，越发让他陷入困境，他们对这些事情都是再清楚不过的。先是“乌台诗案”(元丰二年[1079])，接着是蔡确的“车盖亭诗案”(元佑四年[1089])，两次因诗而起的狱案都在他们眼前接连发生，这种现实足以成为前车之鉴，使他们对于生前刊行集子这件事情采取逡巡观望的态度。而且似乎还有一件事实可以强烈印证这点，那就是：目前可以确定的、北宋后期诗人在生前刊行的诗集，几乎都与新旧党争引发的狱案和发禁处分等有关，所以才会在史料中留有记录。即便从现代的眼光看来，也都是一些消极负面的例子，说明他们终究无法友善地对待这件事。 从以上倾向来看，苏辙和苏门四学士主动参与到别集出版刊行的可能性应该很低。 话虽如此，这些例子并不能说明北宋后期诗人们对自撰集的编纂是毫不关心的。作者在生前编定自撰集这件事情本身，就是从北宋中期以后才开始变得相当普遍的。例如，欧阳修的《居士集》据说就是他自己在生前编定的(周必大《欧阳文忠公集跋》。中华书局、《欧阳修全集》附录、2001年3月)。苏辙的《栾城集》也是自编集，这在其自序中有明确记载(苏辙《栾城后集引》、《栾城第三集引》。中华书局、《苏辙集》、1990年8月)。又如，黄庭坚曾对早年作品加以严格筛选，烧毁了大部分，剩下的命名为《焦尾集》，之后又改名为《敝帚集》，这件轶事是通过其兄黄大临之口流传下来的(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上)。秦观(1049～1100)也是在他进士及第的前一年、即元丰七年(1084)，亲自编定了《淮海闲居集》十卷(秦观《淮海闲居集序》。上海古籍出版社、《淮海集笺注》后集卷六、1994年10月)。晁补之(1053～1100)也于元佑九年(1094)自编《鸡肋集》，并作自序(晁补之《鸡肋集原序》、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鸡肋集》卷首)。诸如此类，从十一世纪后半期开始，即进入北宋后期以后，作者生前编定自撰集甚至可以说已经逐渐发展为一种“标准”。 对待编定自撰集的自觉态度之所以没有与生前刊行直接结合在一起，一个原因可能是像之前叙述的那样，由于新旧党争导致的言论环境的恶化，他们有意识地保持与出版的距离。不过，这里想指出的一个更为根本的原因，那就是他们在诗人身份之外首先是士大夫，这点有可能起了关键作用。关于此点，笔者将在另稿讨论南宋情况时一并进行考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