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六、写本的局限性和南方的意义 本节开头曾经提到唐人编纂自撰诗集时体现出来的两种倾向，这里想对其原因再进行一些考察。也就是：为什么整个唐代超过半数的诗集编纂过程都不甚明了，以及为什么自编自撰集的例子直到中唐以后才出现，并且随着时代的发展越来越普遍化。 这些现象恐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写本这种形态吧。写本与刻本相比，在世间流通的副本绝对数要少得多。而且在抄写的过程中，收录作品脱落或被改窜的可能性也绝对不小。因此，作者的时代越远，失去原本原貌或者散佚的危险性就越大。即便是在太平之世，也无一诗集能不遵循这种物理规律，更何况一旦发生大规模的天灾人祸，就会迅速增加传本从天壤间忽然消失的可能。 有唐三百年间，书籍的最大危机无疑就是安史之乱(755-763)了。由于入唐后建立起了长期的统一政权，也增强了以关中和中原为中心的北方中国的文化向心力，结果吸引了全国的书籍向京师集中，但是由于爆发了这场以北方为主战场的动乱，上至宫廷馆阁，下至民间的藏书楼，都遭受了惨重的损失，可以推测当时消失的集子也不在少数。 另一方面，中唐以后日益接近印刷时代，也幸亏如此，北宋以后逐渐由写本形态变为刻本，增加了它们流传后世的可能性。而且安史之乱以后，随着进士及第者地位的提高，诗文创作能力——这是进士出身的象征——的社会重要性也增加了，其结果也有可能会导致对编纂别集的关注更加强烈④。如果作家们对编纂自撰集的意识增强了，那么在别集中附上序跋来记录编集经过一事也自然开始普遍化。 再加之，南方被卷入大规模战乱的时候比较少，与北方的没落相反，南方的经济实力反而得到了增强，因此也提高了它作为书籍制造地或者保存地的功能，这也可以算作主要原因之一⑤。这不禁会让人想起，安史之乱平息以后，颜真卿陆续编集了自撰集，不过都是在庐陵、临川、吴兴这种长江以南的地区。而且，白居易在选择将其毕生的自编文集供奉于何处时，除了他自己生活的洛阳，其他选的是庐山和苏州的寺院，都在长江以南。另外，如【附表】显示的那样，晩唐时期的诗人大多出身于南方，或者是以南方为活动据点。长江以南的地方在唐代，尤其是安史之乱以后，在将书籍传给下一代这件事上，似乎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这里再附上一些相关情况，即唐代纸的生产地大多集中于长江以南，而且新的制纸技术也主要是从南方开始普及的，这些都有可能是中唐以后自撰集增加的重要因素。据潘吉星《中国造纸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11月)一书，唐代贡纸的产地为常州、杭州、越州、婺州、衢州、宣州、歙州、池州、江州、信州、衡州，而这十一个州全部都位于长江以南(第四章第二节、第195页)。当时制纸主要使用的原材料是楮和藤等的树皮，或者是麻和稻麦等草本植物的纤维，不过从唐代后半期开始，以竹子为材料的竹纸开始普及(上引书第四章第一节、第194页)。竹子生长迅速，繁殖力也很旺盛，因此比起用树皮制纸来说，经济效率明显更好。随着这种新制纸技术的普及，其实也增强了纸的供给量。同时，竹子的产地——南方的重要性也进一步加强。这里想指出的是：唐代后半期，编纂自撰集的例子多集中在南方的原因可能与南方在制纸方面的优势有关。 以上针对唐代编纂诗集时体现出的特征，考察了其出现的主要原因，包括物理法则。随着时代的发展，会有更多的“东西”流传下来，这虽然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但是除去这种物理上的一般法则，还有上面指出的几种特殊原因。 接下来，笔者还想在这里指出另一个重要特征，那就是编集诗集的目的是什么的问题。结论一言以蔽之——除了行卷这种特殊情况以外，即作者是出于仕宦目的而进行自荐的行为，如元结、李群玉、皮日休等人的例子——超过半数的行为都是想使诗集在该诗人去世以后流传。占了约半数的C类自然勿庸赘言，即便是诗人生前编成的A、B两类，也大多是在其人去世的前夕或者是步入晚年后才成书的，从这些编纂工作中真的很难看出他们强烈期待能扩大自己在当代的诗名。对自编自撰集表现最为执着的白居易就是最典型的例子。他到去世的前一年为止，一直都专注于编集自撰集，但这些行为的动机无疑都是出于要保证自己的诗歌成果能准确无误地传给后世。诸如此类，唐人诗集体现出的最普遍的编纂目的，与其说是该诗人的“现在”，不如说是“未来”，即他们更重视诗集在死后的流传。 不过，这种想法仍然可以看作是受到写本时代这一媒体环境特性的极大限制而产生的。因为在写本时代，制作副本需要大量时间，而且在社会上流通的绝对数肯定不多，基于这种现实，诗人想在生前亲自编集自己的诗集，并传播给当代未知的众多读者，这种想法本身可能就不是非常现实的。 那么，在刻本逐渐开始普及的宋代，情况又如何呢?当然，当时与现如今这样有各种各样大众传媒的时代相比，肯定还是有很大差距的，不过也很容易可以推测：随着刻本的深入普及，编者的意识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从下节开始，将根据本节所整理的内容，讨论在已经进入印刷时代的宋代，自撰诗集的编集发生了哪些改变，以及哪些还没有发生变化。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