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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别集之所以能够传至今日，追根溯源，还有另外一种可能，那就是该作者在生前的某个时候曾经努力整理和保存过自己的作品。但是，本论文一律不把这种疏理不清的情况作为考察对象。本论文的主要目的在于考察作为诗人的自觉意识或者说自觉意识究竟在媒体变革前后发生了怎样的变化，采取通过自编诗集来进行系统探讨的方法。因此笔者认为，编集过程不明的别集本身就无法对其进行具体分析。 ②参考拙文：《宋代士大夫的诗歌观——从“苏黄”到江湖派》，收入拙著《苏轼诗研究——宋代士大夫诗人的构造》，东京：研文出版社2010年版，第31页。 ③参考冈田充博：《中晚唐时期热衷诗歌文学的风潮——以诗人们的文学自觉问题为中心》，《名古屋大学文学部研究论集》1980年第26卷。 ④笔者曾经论述过这一问题。参考拙文：《王安石〈明妃曲〉考》，《苏轼诗研究——宋代士大夫诗人的构造》，东京：研文出版社2010年版，第509页。 ⑤以安史之乱为界，唐代的经济、文化中心开始南迁，对此，文化地理学方面的论著均有论说。如可参考陈正祥《中国文化地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3年版)第一篇“中国文化中心的迁移”、二“逼使文化中心南迁的三次波澜”(第3页)、曾大兴《中国历代文学家之地理分布》(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五章“隋唐五代文学家的地理分布”、第二节(第136页)等。 ⑥在对宋人文集进行分类时，如果墓志铭和行状中记载了具体的卷数，那么本文就看作是作者本人在生前自编过，全部归为A类。 ⑦曾枣庄：《苏轼生前著述编刻情况考略》，《三苏研究》，成都：巴蜀书社1999年版，第228页。 ⑧参考拙稿：《苏轼的文学和印刷媒体》以及《东坡乌台诗案考》，收入拙著《苏轼诗研究——宋代士大夫诗人的构造》，东京：研文出版社2010年版，第142-163、167-226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