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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晩唐五代 本节的讨论对象是【附表】中29～45的十七名诗人。其中十二名诗人都在生前亲自编纂过自撰诗集，相当于总数的七成。再加上由他人所编的例子，在作者生前成书的有十四例，实际上占了总数的八成。其中特别要提到两种现象。一是33李群玉(?—862?)、37皮日休(834?—883?)、43崔致远(857-928?)三人的事例，二是35贯休(832-912)的例子。 前三者相通的地方是：各自都曾经将自编的诗集呈献给朝廷和官府。只不过，43崔致远的情况可能有一点特殊。他是新罗人，十二岁渡唐，十七岁科举及第，从此开始步上仕途，二十八岁时回到新罗后，他对自己留唐十六年间所作的诗文进行整理，并且向当时的新罗王、宪康王金晸献上了包括《桂苑笔耕集》二十卷在内的自编文集，共计二十八卷(崔致远《桂苑笔耕序》、中华书局、《桂苑笔耕》卷首、2007年8月)。这二十八卷中还包括“五七言今体诗共一百首一卷”，但现在已经散佚不传。33李群玉的情况是：他受到当时的宰相裴休和令狐绹的举荐，于大中八年(854)向宣宗献上了“歌行、古体、今体七言、今体五言四通、合三百首”(李群玉《进诗表》、岳麓书社、《李群玉诗集》附录、1987年1月)。37皮日休的情况是：咸通七年(866)，他对旧稿进行整理，“凡二百篇为十卷”，大概是作为行卷呈献给“有司”的，这在他的自序(皮日休《文薮序》、上海古籍出版社、《皮子文薮》卷首、1981年11月)中有明确记载。这篇自序中还举出13元结和杨浚曾经行卷的事情作为先例，杨浚集现已不存，详细情况不得而知，元结《文编》的情况已见前所述。如上所示，在唐代，编纂和呈献自撰集的行为已经成了以仕宦为目的的自荐运动的一环。13元结的例子也好，37皮日休的事例也罢，行卷主要收录的好像都不是诗，而是文。像33李群玉那样完全以诗为人推赏而仅献上诗集的例子，反而应该看作例外。 后者35贯休的例子中特别值得提及的一点是：其集是在他去世后不久上梓的。只不过，附表中收录的自编《西岳集》十卷并不是将原本上梓的，而是在他去世十多年后，弟子昙域对其遗稿“约一千首”重新进行编集和修订，题为《禅月集》后刊行的。据前蜀乾德五年(923)昙域所作的序文(中华书局、胡大浚《贯休歌诗系年笺注》附录“诸本题跋”、2011年6月)，贯休平时经常向门人们表达他对吴融为《西岳集》作序时把自己的诗归列在李白、白居易、李贺一派系谱，并与他们进行比较一事的不满，贯休认为此举“殊不解我意”。他还对昙域发出过豪言壮语：认为自己的诗不仅与元稹、白居易、李贺的诗并不类似，而且如果与他们处于同一时代，将完全不逊色于三人。正因如此，才有了后来昙域将《禅月集》上梓一事。虽然原本的刊本已经散佚不传了，但这是目前可以确定的最早的根据当时数据来刊行的一部诗集。换言之，也可以将它看作是一部显示了从写本时代进入印刷时代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诗集。 晚唐五代的整体特征是：第一、如本节开头已经指出的那样，生前自编别集的例子是最多的。唐代19例中，12例属于这一时期，实际上已经超过了唐代所有事例的六成。第二、与中唐后期相比较，诗在集中所占的比重更高。至少有29许浑《丁卯集》、33李群玉《李群玉诗集》、35贯休《西岳集》、36罗隐《甲乙集》、42郑谷《云台编》这五个集子是纯粹的诗集，或者是诗所占比重极大的集子。 关于前一个特征将在下节进行讨论。后一个特征则可能与晚唐五代这一时代文学史方面的特性有很大关系。生前自编唐集的19例中，纯粹的诗集除了上记五集以外，就只有25李绅《追昔游编》和28李贺《李贺歌诗》两种了。而且，这两种也都成书于与晚唐接近的时代。考虑到这一点，或者可以说，作者自己将诗单独编为一集的行为直到晚唐才在知识阶层中普遍起来。同时这点也显示了诗这种文体开始独立专业化的倾向，可与晚唐时期下层士大夫激增的现象看成互为表里的关系。 可见，晚唐五代与中唐后期相比，自编集的诗集性质更加纯粹化，诗人的自觉意识也相应地加强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