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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变革前后的诗人和诗集——从初唐到北宋末(8)

http://www.newdu.com 2017-10-17 《长江学术》 内山精也 参加讨论

    八、宋人自撰集在生前的刊行
    根据现存数据,生前刊行自撰集,可以确定的最早例子是李觏(1009-1059)的《外集》。李觏的第一部自编集《退居类稿》十二卷(庆历三年[1043]成书)和第二部自编集《皇佑续稿》六卷(皇佑四年[1052]成书)中都有自序,后者的自序中记载:《退居类稿》成书后,他又在三年内积累下来一百余篇原稿,庆历六年(1046),不知何人盗去此稿,还擅自题为“外集”进行了“刻印”(《皇佑续稿序》、《李觏集》卷二十五、中华书局、1981年8月)。当时李觏三十八岁。李觏对此“外集”似乎甚为不满,但讽刺的是,它却是宋人文集在作者生前刊行的最早的确切事例(《退居类稿》和《皇佑续稿》是否曾经刊刻,情况不明)。只不过,李觏是大家公认的学者,他擅长的是以古文创作论、策。至少没有迹象表明他承认过自己是诗人。因此这部《外集》应该也不是今天意义上的以文学作品为中心而编集的。
    但是不管怎么说,李觏《外集》的刊行是一件象征性事例,显示了民间出版业开始以同时代作家的作品集为营业对象了。这样,至11世纪中期,印刷业终于迎来了官民一致的发展期,诗人在生前刊行自撰集也终于开始带点现实意味了。这之后,诗人自觉意识的指标不仅是生前自编,而且生前是否刊行也变得更加重要。生前刊行与A类的自编行为,在编集目的上原本就有本质不同。如上所述,A类的自编行为主要是以在作者去世后流传为目的。相比之下,刻本的媒体特性中最重要的就是能够保持内容的均一性以及传播的迅速与广泛。因此,生前刊行诗集的行为首先强烈意识到的就是与作者处于同一时代的读者以及购买层,是一种面向他们的事业。即便最终的结果也会让别集流传至后世,但这不过是次要的效果,恐怕不是主要目的。尤其当出版商是民间书肆时,无疑会想更快地收回投资成本以及追求更高的利润,这样便会以速售多销为第一目标。因而,生前出版诗集的首要目的是让同时代的人们能更广泛地了解作者的诗歌业绩,显然可以看作是一种当代性的社会行为。
    那么,以诗为中心的文学性作品集在作者生前刊行的最早期事例究竟是从何时开始的呢?那应该是比李觏的《外集》要晚三十年出现的、元丰元年(1078)~同二年之间刊行的苏轼(1037-1101)的诗集《元丰续添苏子瞻学士钱塘集》三卷。虽然苏轼还有一部名为《眉山集》⑦的集子刊行时期有可能更早,但是这部《钱塘集》的刊行时期更确切可信。关于这部集子,笔者在另一篇论文⑧中已详细进行过论述,即在当时的公文《乌台诗案》(《忏花盦丛书》本)中详细地记载了此书的书名(《御史台检会送到册子》),此外还记有“今独取镂板而鬻于市者进呈”(《监察御史里行何正臣札子》)以及“印行四册”(《监察御史里行舒亶札子》)等文字,可知是由民间书肆刊行的坊刻本。另外,书名冠有“元丰续添”四字,可知此本是在元丰元年到苏轼被弹劾的元丰二年五月之间刊行的,是已刊行的《钱塘集》的增补版。而且根据苏颂(1020-1101)之言,从苏轼在杭州担任知事的熙宁九年(1076)四月开始约一年时间内,高丽使者曾在杭州街头求购苏轼的诗集带回国去(《己未九月、予赴鞫鞫御史……》其二的自注。中华书局、《苏魏公文集》卷十、1988年9月)。结合时期和地点可以推测,他们购求的应该是初版的《钱塘集》。根据苏颂之言,可知《钱塘集》的初版至晚也在熙宁九年就已出版贩卖。顺便提及,熙宁九年,苏轼四十一岁。
    当然,这部《钱塘集》的原本现已不存,不过,根据《乌台诗案》的供述记录,可以判断这部集子主要收录的是苏轼在担任杭州通判时期(熙宁四年[1071]十一月~同七年九月)所作的诗歌。从上述苏轼的例子可以确定,生前刊行诗集实现于李觏《外集》刊行约三十年后。而且这部诗集不是作家在晩年将一生的作品编纂成集而刊行的,而是在作家创作欲正旺盛的壮年时期刊行的,收录的是诗人当时最受世人关注的作品,从创作到上梓只有几年的时间,可以说它就是一部当代文学作品集。
    对于与苏轼处于同一时代或者下一代的诗人们来说,将自己的别集在生前刊行一事决不是什么天方夜谭。事实上,除了苏轼以外,还有苏辙(1039~1112)以及苏门四学士中的黄庭坚(1045~1105)、晁补之(1053~1100)、张耒(1054~1114)三人,也就是一共有四人的别集在他们生前刊行过,当时的史料也可以证明这个事实。如徽宗崇宁二年(1103)四月发布的勅令。这篇勅令中记载:“三苏、黄、张、晁、秦、及马涓文集……等印板,悉行焚毁”(《皇宋十朝纲要》卷十六、《皇朝编年纲目备要》卷二十六、《续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一百二十一、《宋史》徽宗本纪等)。这只是一系列关于“元佑党禁”勅令当中的一篇,内容是命令毁弃三苏和苏门四学士等人文集的版木。这里再重申一遍,这无疑证明了在发令的时候,三苏和苏门四学士的文集的确已经刊行和流传。崇宁二年时,三苏当中的苏洵和苏轼以及秦观三人都已经去世了,但是苏辙、黄庭坚、张耒、晁补之四人还在世(马涓则未详)。因此,从这篇勅令可以确定:苏辙等四人的集子是在他们生前刊行的。尽管如此,这些集子的具体刊行时间以及集子的内容都无从得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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