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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对于那些强烈地意识到自己是诗人的人来说，作品集被视为自己的化身，所以诗人在生前自编自撰集的行为最能鲜明而尖锐地反映出诗人的自觉意识。通过对诗集进行调查，发现整个唐代超过半数的诗集编纂过程都不甚明了，自编自撰集的例子直到中唐以后才出现，并且随着时代的发展越来越普遍化。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写本的形态。北宋初期更加接近中唐的情况。虽然主体意识比唐代诗人明显更进一步，但在生前出版的可能性很低。北宋中后期，从李觏到苏轼、苏轼到苏门四学士的变化可以看出，随着时代的发展，生前刊行别集的例子确实在增加，但是如果着眼于他们与出版的关系，也就是他们的自主性和积极性这个问题，他们的态度却很难说是积极的。 关 键 词：自编自撰集/诗人意识/出版/唐宋变革/写本/刻本(印本) 作者简介：内山精也(1961- )，男，日本早稻田大学教育与综合科学学术院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宋代文学研究。 译 者：张淘(1985- )，女，江西九江人，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副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国宋代文学及中日比较文学研究。 一、序言 对于那些强烈地意识到自己是诗人的人来说，作诗无疑是一种无可取代的重要自我表现手段。如此一来，其成果——作品，也应该是他们向世人证明自身价值的最主要依据。因此，他们对于将自己作品整理为诗集一事也不可能漠不关心。也就是说，他们将作品集视为自己的化身，所以应该如何呈献世人面前，以及如何传递给当代甚至后世的人，这些问题原本就是诗人们都会面对的最迫切的课题。从这种观点出发，本论文着眼于诗人在生前自编自撰集的行为，认为这种行为最能鲜明而尖锐地反映出诗人的自觉意识。 尽管如此，诗集很显然是一种物理存在——单篇诗歌往往能够通过记忆这种无形的语言信息铭刻在人们头脑中，口耳相传，诗集则不同——通常来说，必须有记录媒体。为此，诗集在很大程度上会受到诗人所处时代媒体环境的左右。更具体来说，从竹帛到纸的变化使得诗集的形态以及流传的实际情况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即便同样是纸质诗集，也发生了从写本到刻本的重大质变。而且，这种时代的局限性也直接而深刻地影响了诗人对于编纂自撰集的认识和态度。 中国在近代以前经历了两次媒体变革：①从<竹帛>到<纸+毛笔>(三国时期前后)、②从<写本+卷子本>到<刻本+册子本>(唐宋之交)，本论文将以第二次媒体变革前后，即唐～宋代约六百六十年为对象，主要目的在于探讨这期间诗人与自撰诗集的关系。本论文是上编，将焦点集中于初唐至北宋末年约五世纪的这段时期，也就是稍早于印刷的时代和早期的印刷时代。 本文在对诗集进行调查时，唐代依据的是万曼的《唐集叙录》(中华书局，1980年11月)，宋代依据的是祝尚书的《宋人别集叙录》(中华书局，1999年11月)。但这两部著作都是以现存集本为主要对象，记述其源流和各本的系统，并不著录已经散佚的集子。尤其是唐代，还有很多已经散佚的别集，因此前书并没能网罗性地再现出唐代诗集的全貌，但是本稿为了方便起见，还是以此书为基础，重点在于把握总体的趋势和概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