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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魏晋复仇文学中的司法审判依据 魏晋复仇文学中，复仇往往与执法官员的审判裁决相联系，这与当时对复仇的频繁立法以及司法审理程序有关。 复仇杀人曾经是“在没有统一且强有力的公权力维持社会和平和秩序的历史条件下”，“维系和平的根本制度”[6](P61)。汉刘邦“约法三章”之一“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条[7](高祖本纪，P362)，汉宣帝、成帝时对该条年龄的细化①，东汉桓谭上书：“今宜申明旧令，若已伏官诛而私相伤杀者，虽一身逃亡，皆徙家属于边……”[8](桓谭传，P958)，都未将复仇杀人专列，复仇杀人的情形是否一定就包含于上述“杀人者”“相伤杀者”中，也有待商榷。《九朝律考》言：“汉时官不忌报仇，民家皆高楼鼓其上，有急即上楼击鼓，以告邑里，令救助。”[9](P107)认为汉代对复私仇并无任何法律层面的限制。 汉末“魏武重法术，天下贵刑名”，人们对律法问题有了更新的认识。曹操《拜高柔为理曹掾令》：“夫治定之化，以礼为首，拨乱之政，以刑为先。”[10](魏书·高柔传，P683)将“礼”与“刑”分立并列，实则强调并提升了“刑”的地位。王粲《难钟荀太平论》：“岂亿兆之民，历数十年，而无一人犯罪，一物失所哉!谓之无者，‘尽信书’之谓也。”[11](P76)直指礼在社会治理中的局限性。人们不再一味强调礼至上，相反，开始关注法治的重要性。 明确禁止复仇的，当属曹氏父子。建安十年，曹操破袁谭、平冀州后，明确发出复仇禁令：“民不得复私仇，禁厚葬，皆一之于法。”[10](魏书·武帝纪，P27)复仇与厚葬本是大家族表现凝聚力的极其重要的两个方面，曹操一并禁止。曹丕曾下《禁复仇诏》： 丧乱以来，兵革纵横，天下之人，多相残害者。昔田横杀郦商之兄，张步害伏湛之子，汉氏二祖下诏，使不得相仇。今兵戎始息，宇内初定。民之存者，非流亡之孤，则锋刃之余。当相亲爱，养老长幼。自今以后，宿有仇怨者，皆不得相仇。[11](P29)《太平御览·仇讐》载： 魏文帝《杂诏》曰：丧乱以来，兵革纵横，天下之人，多相杀害，昔贾复、寇询私相怨憾，至怀手剑之忿。光武召而和之，卒共同舆而载。[12](P2208) 丧乱以来，兵革未戢，天下之人互相残杀，今海内初定，敢有私复仇者，皆族之。[10](魏书·文帝纪，P82)曹丕所提及的汉代“田横杀郦商之兄，张步害伏湛之子”的复仇事件，都是皇帝权威裁断煎阻止复仇行为。“贾复、寇询”事虽然已构成“至怀手剑之忿”的复仇倾向，但结果却是“和”而不复仇。或因第三方施压放弃复仇，或因第三方协调而和解，这是当时避免复仇的典型处理方式。基于此，曹丕认为“宿有仇怨”其实都可以化解，实在不能通过化解方式避免的蓄意复仇行为，则可以用最为严厉的刑罚手段——“族之”——定罪，通过这种强制要求的形式进一步限制复仇。下《禁复仇诏》的第二年(黄初五年)，曹丕又下《轻刑诏》，提出“广议轻刑以惠百姓”。对比这两部有关刑罚的诏书，前者的目的在于“重刑”，后者的目的在于“轻刑”，貌似冲突，实则反映出有“慕通达”之称的曹丕虽然极力维护自己“圣”君的形象，但在复仇一事上，处罚不减轻反而加重，其通过法治杜绝复私仇的决心可窥一斑。 曹操和曹丕只是以通告方式宣布对复仇行为量刑定罪，至魏明帝曹睿则令人修改律法，制定《魏律》，在序言中正式提出复仇杀人的法律责任： 贼斗杀人，以劾而亡，许依古义，听子弟得追杀之。会赦及过误相杀，不得报仇，所以止杀害也。[13](刑法，P925)这可以算是对曹丕诏书的补充，非常明晰地规定了可以复仇与不可复仇的具体条件。允许复仇的条件为：其一，复仇前的命案是“贼斗”所致。“两讼相趣谓之斗”，“无变斩击谓之贼”[13](刑法，P928)。其产生的原因与国家利益、集体利益甚至家族利益等毫不相关。其二，有“劾”的过程。即凶犯已被告发于官，命案已经进入了法律审理的范围。其三，因“劾”而“亡”。凶犯不但没有自首情节，听闻官方通缉的风声后，反而逃亡。足见，从律法角度，这有三重罪：故意杀人、不从官令、出逃。当这三个条件同时具备时，容许复仇。所谓“依古义”，也包括依《公羊传·定公四年》所言：“父不受诛，子复仇可也。父受诛，子复仇，推刃之道也。复仇不除害，朋友相卫而不相逸，古之道也。”[14](P503)相应地，不允许复仇的前提为：其一，已经过法律裁判，明确认定应当赦免宽刑的；其二，过失杀人。二者具备其一，就不可再追究复仇。此时并不考虑“弗共戴天”或“不反兵”的礼之“古义”，其目的只是为了不让人们之间再形成相互残害、复仇不已的恶性循环。这无疑从某种角度将律法的地位提升到了“古义”之上，体现出明显的法治精神。 《宋书》载，宋元嘉年间，任司徒左长史的傅隆对一民间案件做出初步审理意见时，曾提及“旧令”： 隆议之曰：“…旧令云，‘杀人父母，徙之二千里外’。不施父子孙祖明矣。……令亦云，‘凡流徙者，同籍亲近欲相随者，听之’。此又大通情体，因亲以教爱者也。……”[15](傅隆传，P1550)一般认为，此处所依据的“旧令”当为《晋律》内容。则“杀人父母，徙之二千里外”，而且“同籍亲近”可以“相随”，则是对复仇杀人“移乡避仇”的处理方式。这样既照顾了礼，又从客观条件上维护了律法的执行，对禁止复仇而言，无疑是一个较为有效的解决办法。 当时的北方十六国也曾有类似禁令，姚苌统治前秦，曾担心战争时期人们因复私仇形成内乱，下书禁止：“南羌窦鸯率户五千来降，拜安西将军。苌下书，有复私仇者，皆诛之。”[13](姚苌传，P2970) 这些律法禁令的颁发对两汉以来的复仇风气起到了明显的约束作用，“魏晋南北朝时期所见文献记载的复仇事件却大大少于秦汉时期”，“应当视为历朝历代不断明令禁止复仇的显著效果”[16]。 魏晋时期不仅从立法角度明确禁止复仇，还进行相应的宣传，使律令人皆共知。晋武帝司马炎就曾在新律法颁布以后“亲自临讲，使裴楷执读”[13](刑法，P928)。 除专门的司法组织外，当时中书省、尚书省官吏也兼管刑事。审判、检察和司法行政都由地方官兼任，因此当时的州刺史、郡太守、县令皆可以进行司法审判工作，复仇的民事案件的审判也是由乡县、郡州至朝廷依次上报裁决。 若遇皇帝临讼，皇帝的裁决便超越前期所有审判结果，成为最终审决。魏晋时期皇帝听讼的事很多，如曹魏黄初五年：“五月，有司以公卿朝朔望日，因奏疑事，听断大政，论辨得失。”[10](魏书·文帝纪，P84)魏明帝曹睿于太和三年“冬十月，改平望观曰听讼观。帝常言：‘狱者天下之性命也，每断大狱常幸观临听之’”[17](P146)。晋武帝司马炎颁布《泰始律》后，于泰始四年十二月“庚寅，帝临听讼观，录廷尉洛阳狱囚，亲平决焉”，又于五年春正月、十年六月分别“临听讼观录囚徒，多所原遣”[13](武帝纪，P58)。桓玄称帝后也“临听讼观阅囚徒，罪无轻重，多被原放。有干舆乞者，时或恤之。其好行小惠如此”[13](桓玄传，P2596)。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