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后，对于楚史的审订和构建，出土文献提供了全新的证据。如楚国这个称呼的来历，已往的学者多从古文字的写法去猜测，说楚人“林中建国的，荆亦名楚，当以荆棘繁多之故”(顾颉刚)。或者说“‘荆人’、‘楚人’之所以得名，是因为他们居住的地方生长着许多被称为‘荆’或者‘楚’的權木”(张正明)。清华简《楚居》是这样记载的，楚先穴熊迁徙到于“京宗”这地方，娶了“妣湛”，乃妻之，生了位叔、丽季。生丽季时“不从行”，即难产。于是巫师只好剖其腹，熊丽得救了，而妣湛“宾于天”，死了。巫师剖腹的工具是“楚”。楚、荆都是枝上突出的棘刺，而称“楚”的棘刺要比“荆”长。《古文苑·荆州牧箴》“包楚与荆”，宋章樵注：“荆，牡荆也。楚，荆之翘者。”大概荆是短刺，楚是长刺。这种长长的楚刺是一种“(  )赅(刻)其肋”利器，居然成功使熊丽生下来，是非常神奇的事情，因而将“楚荆”视作神奇之物，以示纪念。以励楚族的子子孙孙，传之万世，所以名其邦国为“楚”，也不觉得奇怪。总之，运用出土简帛文献以印证传世《楚辞》，是研究先秦文学的一条路子。但是，走好这条路子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做先秦文学研究的学者，需要具备“小学”的基本功，精通文字音韵训诂，能以自己方式读通出土的简帛，有自己独立的见解。而我们现行学科分类存在过细、过专的弊端，研究文学的不通“小学”，研究“小学”的不精文学，把自己局限于一个非常狭窄的角落里，等于封死了研究的路子。这恰恰是当下先秦文学研究者的“软肋”，即使大量的出土文献摆在面前，也无济于事。同时，对于出土文献材料的应用，要掌握好尺度，而不可滥用，不可过分发挥、夸大其作用。现有的简帛文献毕竟和《楚辞》无直接关系，其作用也是有限的，不能将“二重证据法”的方法简单化、庸俗化，需要谨慎地、科学地利用它。 注释： ①《王国维全集》(八)，《殷卜辞所见先公先王考》及《续考》，浙江教育出版社、广东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页236-296。 ②李大明：《九歌夜祭考》，中华书局1988年版，《文史》第三十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