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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楚辞》研究必须在文献材料上有所突破，而出土文献是解决《楚辞》疑难问题最好的佐证材料，对《楚辞》文献的文字校勘、词义考证、屈原作品真伪的甄别、楚国典章制度及礼仪等稽钩、楚史研究的发明，均极有参考价值。但是，利用出土文献印证传世《楚辞》，必须讲求谨慎态度和科学方法。 关 键 词：楚辞/出土文献/二重证据法 作者简介：黄灵庚(1945- )，男，浙江浦江人，浙江师范大学特聘教授，中国古典文献学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楚辞》文献及浙东学术文献。 先秦文学研究的“瓶颈”，主要表现在文献材料上。传世文献被清代的学者勘遍了，后人在其“咀烂”了的材料中寻找新的视点，实在有难度，《楚辞》也是如此。王国维说，“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现”。这个“新发现”，指的是为传世文献所未见的出土文献。他说，传世“纸上之学问赖于地下之学问”，倡导“二重证据法”，以地下出土的“新材料”印证、补充传世的“纸上之材料”，解决学术史上的疑难问题。如《天问》：“该秉季德，厥父是臧。胡终弊于有扈，牧夫牛羊?干协时舞，何以怀之?平胁曼肤，何以肥之?有扈牧竖，云何而逢?击床先出，其命何从?恒秉季德，焉得夫朴牛?何往营班禄，不但还來?昏微循迹，有狄不宁。何繁鸟萃棘，负子肆情?”这段文字自东汉的王逸至晚清，二千余年间，真没有人读通过，是《楚辞》研究的一大难题。王国维运用地下出土的甲骨文材料，证明“该”，是王子亥；“恒”，是王恒；“季”，是王季；“微”，是上甲微；他们都是殷商的先公、先王，卜辞中都有记载。“有扈”，即有易。王氏釐清了《天问》这段文字的内容，后人才明白，原则是殷商先公的历史。①这个案例，视为运用“二重证据法”的成功典范，开启了一条研究先秦学术的新路径。 自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在战国时的荆楚版图内，即今湖北、湖南、河南、安徽等地，接连出土战国楚简帛书和秦、汉简帛书，比较著名的有：湖北省江陵市望山楚墓竹简，包山楚墓竹简，荆门市郭店楚墓竹简，云梦睡虎地秦墓竹简，王家台秦墓竹简，江陵张家山汉墓竹简，湖南省长沙市马王堆汉墓帛书，河南省新蔡葛陵楚墓竹简，安徽省阜阳市双古堆汉墓竹简，从海外市场收回的上海博物馆《战国楚竹书》和清华大学《战国竹简》等。这些文献材料均直接出土于地下的墓葬，其内容多未见于传世古籍。这些新材料、新发现为前贤所未见，我们是占了时代的便宜，比起前人更有“新发现”上的优势，具备了超越前人的条件。所以，《楚辞》文献研究，我们可以充分发挥时代优势，采用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是可以有所作为的。 首先，出土文献对于传世《楚辞》文本的文字校订极有帮助。如，《离骚》“民生各有所乐兮，余独好修以为常；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常、惩是押韵的。常，阳部；惩，蒸部。则出韵。有人说，“息，读如长，盖方音”；有人说，“常、惩谓阳、蒸合韵”；还有人说，“常，本恒字，汉人避讳改为常耳”。后一说是正确的，惜无佐证，而出土简帛文献使之得到了验证。如《郭店楚墓竹简》凡固常字悉作“恒”。《老子》(甲种本)“知足之为足，此恒足矣”；“是故圣人能辅万物之自然，而弗能为，道恒亡为也”；“道恒亡名，朴虽微，天地不敢臣”。这三个“恒”字，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甲、乙二本《老子》也同，知其汉初写本，均在汉文帝前，而今传世通行本《老子》皆改作“常”字。据此，《离骚》此“常”字可径校改为“恒”。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