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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学道人”，钟惺希望他“于巍科膴仕，以慧断之尔；乃于吏事民隐，以慈航接之。其显力功行所及，不可不谓往生回向之助，而宜之无所欣厌于其间也。”学佛与入仕不同，这是显而易见的，但通篇处处以净土为论述中心。对政治现实的失望与个人政治生命的无可奈何之感弥漫着整个自我，晚明的政治文化逐渐趣向于消沉、无奈、逃避，自我的生命意义已不再以那个曾经感动过无数士人的儒学价值观为支柱，而转去寻求自我生命的解脱。汤显祖很少写赠序文，仅有的两篇之一是写给赵用贤的，文中引用赵用贤之言曰：“吾见所谓人矣，其名也，偶以出一言正，见一节奇。已而起，则泯泯然而为官。凡若此者，皆细人也。予所不为。为其官，不忍不为其事；为其事，不忍不为其人。言之莫有听焉，以吾行可也。”文末复引孔子“道之不行，吾知之矣”和“五十而知天命”之言，申论曰：“既知天命，则天下之故皆有以然矣，曾何足以逆吾耳而立吾心。既未有所行，其道固已行矣。如此则为其官而名不益，行其身而国不伤。”[49]1049～1050在这里，做官为政，为事为人已经变成了个体自我的“不忍”，即不忍心不做事，不为民，相比于贪腐横暴之官这当然是好的，但这种发自良知的用心，是用人任官制度全面崩溃的表现。个体良心改变不了整个政治生态，身处体系内的官员即使再有良心，也只好抱着知天命的态度，以“未有所行”为“固已行矣”，守道但不求实，个人完全处在风涛之中而全无自救、救他之力。这篇文章很好地传达出晚明士人无可奈何的精神现状，亦可看出汤显祖从满腔政治热情到退出官场就是必然的选择。 从明初专心一意地施政，成为意识形态和制度的自觉遵从者，到充满激情和理想主义的批判精神，敢于牺牲，最后到晚明的悲慨、无奈，进而疏离政治，正是一部简要而明晰的士人政治心态史，向我们展示了明代政治文化的历史流变。 四、结语 从赠序文体的起源和内在规定性看，赠序文要以规劝和祝颂为本，实现以道相规、以义相勉的功能。但实际情况却向祝颂的一面发展，并成官场流行文体。何以如此呢?从赠序文的历史源头看，是儒家思想和文化创造了这一文体，并随着“儒家的制度化”和“制度化的儒家”[50]2的进程加强了这一趋势，使之成为思想、制度、文化、礼俗等多重因素作用下的实用性文体，并逐渐向颂谀方向发展。也就是说，正是政治文化塑造了赠序文，其中自然包含了大量的政治文化信息。为了探讨其中所包含的政治文化，本文从权力、自我两个角度加以研讨。作为流行文体必然使得赠序文成为权力工具，可以说，明代官场士人自觉地运用赠序文来实现权力运作，或以儒学思想和精神为中心，追求以道相勖，或为了突显政绩而致力于塑造政治形象，或以之作为交游工具而形成政治团体，追求更大的政治利益。这种权力运作使赠序文的实用价值实现了最大化，并且成为这一文体的最强支撑。自我是个体生命追求、精神信仰、人生境界是社会实践过程中的产物，士大夫对自我价值的认同有着鲜明的时代特征，或在明初表现出较为一致的循守法律、克己奉公的一面，或在明中期表现为强烈的政治批判色彩，或在晚明表现为疏离政治，转而追求自我生命价值的寻找。通过这一梳理，我们可以看到政治文化是如何深刻的影响着“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反过来，政治文化又鲜活地存在于文体写作之中。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