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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官僚政治批判 许谷《燕闽旧雨卷引》：“盖当弘治之间……临别赠言不知凡几，有能如诸公之切磋箴砭者否乎?俯仰乾坤，颇增浩叹，吾恐不独吏治之日蠹，而友道亦甚非矣。”[29]卷一弘、正之际，士大夫身际开明之世，精神振奋，毅然以道德、政事、文章自命，投身现实政治斗争，并掀起一场声势浩大的复古运动，一直延续到嘉、隆之际。复古运动并非只是单纯的文学运动，而广泛涉及政治、思想领域，是明代学术思想领域的一次大变革。①对政治的反思和批判是重要的一面，而这些内容颇多集中于赠序文。方弘静《赠江大夫守广信序》指出官场风气的变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从“累日计资”到择善地而官，从官场到父兄姻党，整个政治文化陷入了追求私利的共同认识上，积弊日深便是自然而然的事了。[30]卷九万斯同读弘治实录，感慨道：“士风之变易也，岂不易哉!方弘治之世，人人自爱而尚名节、重廉耻，岂不诚忠厚之俗耶?及刘瑾一出，向时之大僚，遂蒙面濡首、争先屈膝而不恤。”[31]卷五《读高铨传》易世同感，都认为士风之变起自正德。 对政治的反思和批判首先是从对制度弊端的思考开始。马中锡《赠李明府汝弼序》中对众人送行文字皆“勉以入为台郎，至形诸笔舌，率皆谀词而少规讽”深表不满。他认为： 且今之为令者，天子何以知其贤而擢用之也?其必先获乎守，又获乎台，然后获乎铨曹而闻其贤于上，乃召为台郎也。否则虽贤不能自达，而欲为令者憧憧以求之，可乎哉?其弊必将使人皆兔以从麋，唾粒以嘬肉，巧其政以求售矣。此心一萌，设机万种，新誉日规，旧学尽负，君子忽焉下流，正人渐为曲士。[8]2897 表面上看起来严密的制度设计在实际运作中却弊端丛生，不仅阻碍真正人才的发现，而且使得人心由朴而巧，机心万种，结果是“正人渐为曲士”。王慎中《送程龙峰郡博致仕序》对程龙峰在考察中以“有疾”致仕表示不理解，令人“不知有司枋者奚所考而名其为疾也”，由此，他对考核制度提出怀疑：“黜陟之典，固将论贤不肖以驭废置。人之有疾与否，则有名焉，贤不肖之论，非可倚此以为断也。况于名其为疾者，乃非疾乎!”况且师职“非事人也”，不需要强健的体质，而“古之事师也，其饮食，于饭患其噎，于胾患其哽，而祝之也；其居处，于坐则有几，于行则有杖，皆所以事师，而修其辅赢摄疴之具，未闻以疾而罢之也”[32]卷十。考核有着严密的制度设计和规定，但其间仍有上下其手的空间，程龙峰就是一个典型的牺牲品。 同时，学术或学风批判也十分突出，薛应旂《送王汝中序》站在学术的高度，对明代政治中理学之失与文学之失进行全面检讨，认为矜于文辞者不知性命之学失之于浅，高谈理学者则阔略于气节、文学、政事，其失盖在流于言语，不能躬行实践。[33]卷十赵贞吉《赠谢给谏序》论学与道的关系，揭示为学五弊，其言皆洞悉理道，此处仅引其中二则以为例： 夫学者之蔽，有测窥前圣，模度后贤，摘服佳言，饬行善事，身心互持，徒相窒碍，而此念既熟，自诿曰志者，其弊在不信自心而依倣妄念，逡巡袭取也。亦有取自胸臆，悬立标准，即以标准为师而别起意念，常受法焉，隐微牵绊，未有止息，抱此情识，自诿曰志者，其弊在不信自心而依凭妄念，虚恍意见也。[34]卷十五 同卷《赠杨朋石长祠祭副郎序》论及士风士习之鄙陋：“夫士不务学则陋，不尚节则罢，彼陋与罢，剗见闻，薄名检，刓方旁合于世，耻贫贱而贵显融，乾没世利三倍而扬扬谈仁义，不几发冢之辱哉!”对士风之陋鄙提出尖锐批评，同时又对士人缺乏治国才术提出批评：“夫使世之患常少而才术常多，则不患于不治矣；如使世之患常多而才术不足于用，则君父家国之责奚托哉!古之儒者不得用而老，则以道术传诸人焉，为后世人才计也。以此为训，犹有陋儒拥败絮以自高，昭短霍而傲世，曰吾修儒行也，问以世事，则曰未暇此。”[8]2902强调官员必须要有才干，不能不问世事，远离现实。唐顺之《赠李司训迁官临安序》《赠训导丘君序》[35]卷十一论学政，论为人师，也都根极圣贤之学，洞察时弊。 他们还表现出完全不同台阁之沉稳雍容的政治精神，以道自命，敢于抗争，勇于牺牲。何景明《赠赵君士器序》有云：“夫基事者，莫如志；鼓动者，莫如气。风也荡于天，雷也奋于地。山石至固也，柏松干之而出，气使则然也，孰能遏之哉!”[36]609强调士大夫要有器识，有气节，不能拘牵于官职，故而往往表现出昂扬的自信，对现实政治充满批判精神，李梦阳《送马布云序》写人臣之去有五种：“道不合去，言不听去，不得其官去，年及去，疾去”，“夫自士大夫以官为家，进退之义，摈而不讲。于是有老死于位而不悟者，秽行诡迹之士遂宴然行列，蒙诟詈不顾，甚有疾病卧床褥，犹日探除拜问调迁者，使其弗事事则已，苟或事事而能以不得不听不合去否也?”[37]卷五十六鄙视“以官为家”的官场风尚，对那些“老死于位”而又“秽行诡迹”不断的官员提出强烈指斥。前后七子都有高尚的道德人格和强烈的抗争意识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文学精神，李攀龙的《送宗子相序》就是这样一篇精神宣言[38]卷十六。当文学之士在政治斗争中受到打击，在普遍的政治风气中受到怀疑之时，李攀龙对文学之士在官僚政治中的价值和意义进行了充满激情的论说，是站在文学立场上对古代政治文化的反思和对文学价值的论述。 吏治是中国古代政治中重要的一面，也是一个一直没有很好解决的问题。徐师曾《送徐县丞序》对吏治之名实的分析非常深入，而且表现出对民众的深切同情，指向了吏治中一个不可忽视的大问题，即名实难察。[39]卷八何景明《赠赵君士器序》也对吏治做了深入批判，指出处于官场下层的吏员一切以长官意志为转移，不顾职守，内有得失利害牵绊于心，外有威福毁誉阻折，吏员就在这种处境中消磨了意志，成为官场应声虫。[40]卷三十五这样的批判意识在赠序中并不少见，但说得这样中肯，切中时弊则并不多见。于此亦可见，赠序文作为一种实用性很强的文体还是可以有很大的表现空间的。 他们不仅表现出强烈的政治批判精神，还有着突出的政治建设意识，毕竟政治还需要更全面的梳理，以便从中发现问题所在，并在试图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对政治建设做出贡献。王慎中《方伯杨方城先生考绩序》就是这样一篇文章： 古之君子出而有为于世者，虽其负兼人之材，擅出世之宠，必宜之以天下之功，然后可以大行于时，不疑于众。其作而任大臣之事也，论有发天下之至难，而辨博健敏之士不能傲之以所不知；事有变天下之至安，而耆老迟重之臣不能侮之以其未试。非材宠之盛，燀赫耳目，功之所积，诚白于众，志而当其心也；功之所积，非一日一职之为也，盘桓之久，践更之多，劳有不可胜，而精有所不能习。而挟材者忽于俗务，有不屑之心；居宠者殚于苛文，有不安之志。故功不得成，而众无所见。盖亦有作而任大臣之事者矣，议出于廷而讼聚于表著之位，政加乎民而毁盈于道路之言，岂非傲之以其不更之知，侮之以其未尝之为乎?[32]卷十 《贺山东右使刘南泉公拜左使序》也是一篇大议论[32]卷十，两篇文章都为赠布政使这类地方首长而做，故着眼大处，论任大政成大事之道，既有对政治的深思熟虑，合于圣人之道，同时又精于时政，洞彻时弊，颇有见地。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