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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权力场域中的自我 权力场域中的自我或坚守道义，或玩弄权术，或安贫乐道，或贪腐享乐；有时全力投入，追求权力，有时厌弃政治，向往归隐，因而所谓自我非常复杂，难以把握。但不可否认，每个时代仍有其主导价值，成为时代政治文化的主流，代表着这一时期官员的整体精神风貌。明初将理学中的诚敬纳入政治文化之中，形成了忠君感恩，处处以国家利益为重，勤于职守，循守法律，克己奉公的政治文化。明中期以来，出现政治反思潮流，批判意识浓烈，他们以激昂的政治姿态出现在政治舞台上，充满自信，充满激情，敢于斗争，不怕牺牲，形成了以气节为支撑点的政治文化。而晚明政治文化则陷入党争、贪腐之中不能自振，在更为激进的批判和无可奈何的失败感中，士人会选择退出、逃避，进而疏离政治。 (一)循守法律，克己奉公 理学思想的合法性不仅在于其被纳入政治，成为国家哲学，而且表现在被整个社会接受，并逐渐融入社会成员的思想和行为之中。诚敬是理学思想的重要范畴，也是明初国家思想体系的支柱，杨荣在《敬轩记》[21]卷十一文中，自然地将理学思想融入政治之中，实现了道统与政统的合一，从而为明初政治文化注入了思想的力量。石珤《送程君德和知泉州序》： 天下之理原于心，散于万事，始于一室，达于四海，惟君子能博而约之，以合其异，而归之同。是故不出户而知天下，不下堂而知万姓，理也。及观孔子之论治民，则曰奢示之以俭，俭示之以礼。又曰：观民设教，若又欲相机而动，因时而救者。盖天下之理虽无不同，而天下之政则不能无敞。守其在我者，经也，百世而不变，可也。其在人者，则刚柔异性，燥湿异宜，强弱忠伪异习，苟不观而设之示之以通其变，而协于中，则政何所底于一，而治何以臻于成哉![22]卷六 天下之理原于心，理涵括一切，是万事万物存在的法则。故理不外于心，不外于物，但理散于万物，并不等于万物皆合于理，这是人性差异所致。所谓“政”就是将存于心的理贯彻到万事万物中去，以“合其异，归其同”，故不论是从普遍性讲求以礼治国，还是从人性差异讲因时制宜，都离不开对理的认识和体悟。 明初的政治文化突出强调忠爱，如杨士奇《题胡学士遗墨》肯定胡广之诗“忠爱之意溢乎辞气之表”[23]卷九，因此，明初赠序文充满了忠爱精神下感念圣恩之情和发自内心的“感激奋发”之意，杨荣《送金幼学还临江诗序》作为一篇赠送文章，却没有讲到离别离情，而以感恩的心情讲天子恩遇，鼓励金幼学以仁义惠孝之道自勉。[21]卷十四这是典型的盛世之文，既有歌功颂德的意味，也有恪尽职守，辅翼国家的决心。这一时期的政治文化表现为以国家利益为重，以职事为任，不事外求，不结私党的特点。赠序文也是如此，表现出以国家为上，不斤斤于个人得失，出处进退皆以圣贤之志自励自勉，蔼然醇雅的政治风尚。他们对士人后学都抱着这样的态度，鼓励他们进学修业，明圣人之道，立身进退有据，梁潜《送邵廉使之任江西序》将诗书礼义与圣恩太平并列而论，完成了由思想向政治的转化，构成了这一时期士人官僚的基本精神风貌。[24]卷五对新进之士更是惇惇教导，金幼孜《赠进士萧迪哲序》强调官员不仅要有感恩报国的心态，还要“达于其用”，“谙练政事”[25]卷七。即使归老田园，也要薰教乡邦，教育子弟[26]卷十七《送王府尹致政序》，这里所说正是政治文化经过不断的浸透融入民间的过程，也是儒家教化理论的社会实践过程。 送人之官在赠序文中最常见，这类文章往往与时政时风、人情人心关系密切，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作者往往从国家、职责、责任讲起，如金幼孜《送王彦斋佥宪四川序》先从佥宪职任说起，将佥宪职责、功能、任职官员的品性讲得十分清楚。同时，作者不仅熟于政治体制，而且对现实状况及人情世态颇为了解，以平正态度一一加以论析，语气从容，虽包含一定反思意味，但总体上仍然是从正面出发的思考。[25]卷七这一时期的赠序文依圣立言，有典有则，如王直《赠胡宪使之广东序》中论及按察司职守及位高人仰之势，其弊滋多，“故君子之欲尽其职，必先正其身，存之以仁，行之以恕。明以烛隐微，公以定曲直。宽而不失之纵，严而不至于残，则其职斯尽矣。”[27]卷四显然是正面的论述居多。送人之官自然要论及为官之政，丘濬《赠段可久宰福山序》可称这方面的代表作，文中论及“世之仕者，往往重内而轻外，一登科目，即视州县如陷阱然，惟恐己之不幸而或堕焉”的风气，唐宋时县令之职的委曲迎合，韩愈、朱熹都曾任县令，而未闻他们以“骄蹇得谴于时，及考之所以致谴者，乃以闢异端，忤权贵之故”，由此可证为官有“上下之分”和“是非之公”[4]卷十四，而作为一名县令，就是要在两者之间把握一种平衡，既要严守“上下之分”，也要坚守“是非之公”。所论持论平允，既不矫激，也不流于空谈。谢铎《赠大理评事龚君序》开篇即提出公私进行讨论： 天下之患皆生于私，公则无所不可也。韩愈氏曰：“同则成，异则败。”败惟患之极，然则公者同，私者异，君子其尚同乎?曰：不然。于其公，同之可也，异之亦可也；私则异之不可也，同之亦不可也。惟夫不固异，不固同，可不可之间，一以公行之，而无所谓私者，天下之患。其庶几乎![28]文卷一 接下来从大理之职任说起，并回到公私问题展开论述，他对于私的论述非常独特，既紧扣职任，又练达于官场世故。这种平允的分析只有在政治相对稳定时期才会有。他透辟地指出公私之间私的存在空间还表现为以自我为中心的官场强势态度和“惟人之同”、毫无主见两种形态。对“私”的这种延展分析表明台阁政治并非只是歌颂功德，也有着对社会现实的深刻体察。 现实政治并不总是令人满意的，批评、检讨之声也不是没有，但多表达得非常庸和，质直平易，王直《赠余学爽赴常州教授诗序》：“予尝窃怪世之职教者，率以地之美恶为戚忻，不复计其教之何如也。夫人之才不才，多系于地，地之饶沃与否，有以兴堕其志气。古之妇人女子能辨之，而圣人有取焉。顾世之为士大夫者乃独役志于此，得美地为喜，不然则大以为戚，其智反在古之妇人下，此无他，盖以自养为累故也。士大夫之学岂专于自养也哉!”[27]卷四明代官场重内轻外，外有美恶之别，故择地为官之风甚盛，这种批判的言论只在现象层面展开，并无太深的批判意识。王直《送刘训导序》：“予在翰林二十五年，所见为教官者多矣，为文以赠之亦不少也，其所与言皆圣贤之道，期之于远，而勉其成功，然为之者不皆能用予言，盖读书明道，彼其所能也，而予复以此聒之，若以水济水，其不用予言宜矣。”[27]卷二十二对官场流行的赠送文章，王直保持着可贵的清醒，但并不表现为激奋、愠怒，而是十分平和。这是相对和谐的台阁政治造就的平和沉稳心态，也是长期政治历练的结果。自我在意识形态和制度的制约下感觉十分自在，即使有所不满也属常态，没有上升到批判的立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