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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官场政治中的团体意识 社会中的人会自然形成不同的团体，岳正曾从义、道、心三方面论证了同类相成的道理，并指出在交往圈中，人们可以彼此依赖、相互容纳，互相影响，可以实现进德修业、建立事功、心志相通的功能。[13]卷四《都门别意诗序》这样的见解同样可以运用于官场交往中形成的政治团体。官场政治中的交往有着鲜明的功利性，但儒学思想的影响亦随处可见，从而保证了官场交往的合法性和必然性。刘球《叙交送侍读陈君行》：“夫士大夫之相交，岂徒为饮食之接，货财之通而已哉!盖将资以辅其德，匡其不逮，游扬其声誉也。为士大夫而不能善其所交，可乎?”[11]卷十二真正的君子之交不是以利益为目的，而是要起到辅德、匡正、游扬的作用。 但官场政治的现实却往往令人失望，徒增悲慨，王九思《送丰原先生序》写丰原先生由翰林侍讲坐黜为寿州同知，又以“狼藉贿赂，破坏选法”之罪罢职。无可奈何之际，王九思在文中表达悲凉慷慨之情：“水搏则势激，情极而感兴，幽昧险塞，困拂抑郁，日月不能照，山岳为之摧”[16]卷八，道出了士人在官场上无力而失败之感。《序东谷先生考绩北上诗序》写王东谷以盩至县令入京考绩，当然也少不了学官子弟“采其风谣，播为诗歌以赠先生”的种种活动。王九思觉得这些诗仍意有未尽，虽然他也推测：“然今吏部亦习知昆山之故，合盩厔之政，宜以台谏处先生，至于列卿台辅，盖自兹始”，但他仅以“然先生所自立者，可无惧之哉”一句结束全文，担心以王东谷正直难以获得认可。在《春雨亭夜饮离歌序》一文中他谈到了王东谷在盩至任上“锄去豪横，培植善类，直道而行，不怵于势，不求于闻，终始不渝，以慊于志”，但这样的县级官员很难得到上级和督察部门的认可，所以“荐书不及于东谷，踪迹犹惑于改辙，无亦悲喜之由众者乎?”[16]卷九幸运的是此次考察，王东谷得迁户部员外郎，康海对他“入官十五年仅有是焉，此非其虑之弗长而际之不融也，其忌者害之也”的经历深表同情和不满，同时又表达了谨慎的祝福：“东谷子操严而中坦，志远而外直，贤者慕其义，不肖者忌其才，故……今天子以仁孝治天下，安知东谷子不由是以大行其志于时邪?夫士固有诎于始而申于终者矣，东谷子之名义，士大夫庶民小子人人能言之，虽有恶己者不能加也。”[17]卷二十九《送东谷子序》“操严而中坦，志远而外直”的优良品质在官场中一直受到排斥，康海充满担忧的祝福正揭示了这一点。此时，王九思、康海皆罢职为民，他们与丰原先生、王东谷并没有结成政治团体，而是志同道合的同志，这样的赠序文向我们展示了官场上不能泯灭的良知和高洁的品格。 由同乡而结成的松散团体在明代官场中非常普遍，在“朝士半江西”的时期，三杨别集中大量充斥赠予同乡的赠序文正说明了这一点。当然，这一时期还处于君子不党的政治生态下。乡党在官场中一般只是乡谊之交，并未形成同党，因而只具有乡党联谊性质。费宏《赠林君贤卿令新会序》：“莆为人物渊薮，其俗以勋业誉望相高，文章节行相励，故凡由科目而仕于州县者，在朝之大夫士例征言以赠之，岂惟叙朋旧之好，道缱绻之情，盖喜其乘时奋迹，而其志可行，且欲勉之以循良之绩，庶几增河西之美，而不贻陇西之惭耳。”[18]卷十九这类文章表达的往往是比较平浅和一般性的内容，其中有同俗共土而形成的对乡邦文化的赞美，有“朋旧之好”、“缱绻之情”和赞誉、恭贺之言以及希望、祝福，属于人情之常。 在现实政治中，上下级关系是权力分配的产物，上级需要下级的吹嘘，下级由此获得上级的青睐，以求进身之阶。这样的例子在明代赠序文中可谓处处皆是，如茅坤《赠王两洲大宗伯给由序》： 公卿有远行则从官以下，执事有司相属治供张于郊，择其善诗歌文辞者赋而祖之，旧也。近代以来，大略并好侈陈其才画与其所临官，赫赫人耳目之勋位与声望，他或不逮焉。[19]卷四 这样的文章往往“侈陈”上级的才干、功绩，铺排勋阶，宣扬声望，是典型的以利相交之文，由此形成的政治团体是官场中的常态。徐有贞《潞河别图诗序》[20]卷四一文在古今对比中揭示出明代政治文化中的“弥文”趋向，指出其特征是“泛焉而陈”，空泛不实，铺陈功业声望，充分体现了现实社会中真实的政治文化，其实与儒学思想影响下的政治设计相距甚远。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