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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疏离政治，找寻自我 晚明官场已混乱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党同伐异，贪腐盛行。《典故纪闻》载吏部尚书廖纪上书言：“正德以来，士多务虚誉而希美官，假恬退而为捷径”[41]300，官场务虚誉、假恬退、假托养病致仕习尚在当时普遍存在，茅坤《寿云石郑侯序》云：“近代以来稍稍声名相高，而吏业衰矣。”[42]卷七何良俊《许石城太夫人八十寿序》指出，随着官场风气的变化，正德以来遂形成两种习气，一则喜谈说古今，便巧易售，一则卑琐下贱，抚拍权贵，亦能得势。[43]卷十庞尚鹏《简内阁华亭徐老师》指出，嘉靖间的官场风气是：“小廉曲谨者多矫情干誉之私，党同伐异者为远怨自全之地”[44]卷上，其结果是廉耻道丧，节义衰微。至晚明，范景文《直抉吏治病源疏》更指出：“吏治之病，惟有一贪。”[45]卷三在日益猖獗疯狂的贪腐面前，官员热衷于制造声誉，其实是借以自张。所谓考核只是择几个庸碌之人虚应故事，真正的贪官反倒屡被荐举。从务虚誉、假恬退到便巧易售、抚拍权贵，从“小廉曲谨”、“党同伐异”到贫腐至极，明初以来建立的严密考核制度遂告解体。 政治日趋黑暗，造就了两种突出现象：一是更加激烈的政治批判，二是疏离政治。这在赠序文中有充分体现，如江盈科《郡丞陈公考成序代》：“风夷俗竞，绅笏之辈不胜矜厉。箪豆不受，自标曰廉；尺寸建树，自诧曰能；求疵索瘢，自多曰察。”[46]493这些官员的廉、能、察不过都是“矜厉”自持的产物和过分自我吹嘘的结果。设计严密的官员考核制度在晚明已经彻底解体了，一切都变成了制造政绩、官声的工具。江盈科还对官场上嗜官如命的丑态加以揭露：“夫今之仕者，自抱关、邮吏以上，鸱嗜一官，蚁附五斗，居恒食其职业，掉尾乞怜，以图自固。比见褫职，辄向妻子歔欷对泣，恋恋不欲去，如生龟附殻而不能释。”[46]497前面引述的李梦阳赠序文中就对“以官为家”深表鄙视，晚明则早已不仅如此，而是嗜官如命，为一官而不惜“掉尾乞怜”，一旦失去，又哭泣留恋不已。这些还都只是针对现象层面的批判和揭露，另一批人则有更为深刻的认识和批判，如赵南星《送雷鹥洲归里序》对明代行之多年且被认为较好的考绩制度提出了怀疑和否定的意见，开篇即言：“凡世之用法者，皆狥名而饰遮者也。以其出于古圣人而相沿用之，是曰狥。若厉精而废之，则若猖披，故不可以已，是曰饰遮。”他认为行考绩之法，“不事者不明，不知天下之服与否而行之，则天下之人犹有以亮之。然率以不公故，使天下不服”，“考绩之法在于后世，其行也不若其废也”。[47]卷十赵南星对“狥名”与“饰遮”的分析非常透辟，甚至提出了废除考绩法的主张，其问所表现的追求正义和坚守道义的政治精神是非常了不起的。 与赵南星基于救世济民胸怀而发出的深刻批判不同，钟惺则往往表现出孤清冷峻，《方彦章遂安三年考满序》对所谓“政成”有清醒而冷峻的认识：“是宦成，非政成也”[48]308，这是他厌弃官场争斗后的一贯态度。《送王永启督学山东序》指出：“言有听之甚美，循而行之，可以无过，综其实无裨于事者不可胜计。如近日取士所称正文体之说，是其一也。”正文体之说在明代非常普遍，是官方教育及考试制度中的中心话语权力，几乎所有的乡试录序和会试录序都要论及。钟惺认为代圣人立言的文体养成非一日之功，虚矫地强调是正文体，结果是“上下相蒙，以苟且侥幸之文为正，而但求免于罪，则其害且自文体而移之士习人心矣，是岂可不深念哉?”[48]305～306这种见解和议论在早期赠序文中很少见，既不同于早期的平易雍容，亦不同于中期的慷慨激昂，而表现出透彻骨髓的清醒。 赠序文是儒家思想文化影响下的产物，但在晚明，佛教思想开始进入赠序文写作之中。钟惺《赠唐宜之署颖上县事序》谈及唐宜之自言“向之信净土未彻”，以净土信仰作为为官信条，故戏言： 宜之以净土为安立处分，似以一官为浮沉游戏，则其胸中疑有一聊复尔尔之念，而不必精力于其官之职也。夫天下事虽不可取著，然胸中先有一聊复尔尔之念，则世出世间安往而可哉?[48]321～322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