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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出土文物看汉代咏鸟歌与爱情故事赋的关系(4)

http://www.newdu.com 2017-10-17 《齐鲁学刊》 柳卓娅 胡广跃 参加讨论

    四、汉乐府咏鸟歌和爱情故事赋的关系推测
    汉代有很多素材相同的音乐、文学作品遗留到今天,大都线索凌乱,在现代看来属于文学范畴的作品,在汉代被流传和记录时,可能被不同的编著者和传播者根据自己的需要而取用、记录或改编,所以它们可能被保存在其他门类的文献中。典型的例子如乐府古辞《秋胡行》,其歌辞早已失传,《乐府诗集》中也没有收集,但是刘向《列女传》中《鲁秋洁妇》篇却详细记录了其故事内容,而且文字明显带有“杂言”、“对白”、“韵散结合”的特点,而这也恰是《秋胡行》所属的相和歌歌辞的基本形式。那么,刘向《列女传》的故事来源又如何呢?《汉书·刘向传》载:“向(即刘向)睹俗弥奢淫,而赵、卫之属起微贱,踰礼制。向以为王教由内及外,自近者始。故采取诗书所载贤妃贞妇,兴国显家可法则,及孽嬖乱亡者,序次为《列女传》,凡八篇,以戒天子。”[22](卷三十六,P403)即刘向《列女传》正是其利用校书工作之便搜集大量古籍编撰而成的,说明《列女传》中的故事早已被书面记录和流传。巧合的是,1993年尹湾汉墓和《神乌赋》同时出土的还有一篇编号为13、正面标题为《君兄缯方缇中物疏》的木牍,上面记录了一些随葬物品清单,除刀、笔、管等文具外,还有一些书目,如《记》、《六甲阴阳书》、《恩泽诏书》、《楚相内史对》、《乌傅》、《列女傅》、《弟子职》等,其中《乌傅》即《神乌赋》[23],其中的《列女傅》,只看见书名没有看见文本出土,但是对照原件影印本,《列女傅》的“傅”字与“神乌傅”的“傅”写法是一样的,“傅”通“赋”,“列女傅”即“列女赋”。刘向“采取诗书所载贤妃贞妇”编辑《列女传》时不可能忽视《列女傅(赋)》的存在,《列女傅(赋)》应该是刘向编撰《列女传》的重要取材之一。只是与官家所采重在“音乐”不同,民间所采重在“故事”。
    由上可知,俗赋和民间乐府作为民间艺术,是同源关系,一方面,二者可以是同一题材的不同表达方式,一为“讲诵”,不被管弦;一为“歌咏”,琴瑟相和。从乐府便可知俗赋,从俗赋也可了解乐府,这种题材相同而表现形式不同的文学艺术在各个历史时期都是屡见不鲜。另一方面,二者还有可能是同一个说唱作品的不同部分。具体来说,就是咏鸟歌是咏鸟赋的一部分,即其中唱的部分。无论哪一种情况,结果都是:民间俗赋的讲诵部分,即专职艺人的口耳相传,随着岁月的流逝大多散佚;而民间乐府虽然同样也是口耳相传,但它们却有赖于汉代政府采集歌谣的行动得以保存。《汉书·艺文志》记载的“自汉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赵、代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足以观风俗,知厚薄云”,与曹植《与杨德祖书》中所说的“街谈巷说,必有可采;击辕之歌,有应风雅;匹夫之思,未易轻弃”,都说明在民间说唱是常有之事,而且对上层音乐有着重要影响[24]。从“感于哀乐,缘事而发”还可看出,乐府所采的歌曲都是以故事为依托的,而“采歌谣”的乐官只是收录了其中歌曲,而对于其背后的相关故事并没有一一作详细记录。于是,其中的故事有可能被历史渐渐淡忘,以至于今天看来所唱歌曲内容莫名其妙;也有可能被民间文人尤其是下层文人取用,当作故事来记录,这就是我们今天见到的零零散散的故事赋。虽然赋体文学在汉代蔚成大观,但俗赋刚从民间开始成长,没有登上大雅之堂。由此,从保存和流传的角度看,民间乐府实在比俗赋幸运得多。
    我们再来看咏鸟歌和咏鸟诗赋的关系。咏鸟歌和咏鸟赋,也是同源关系,二者可能是咏鸟题材的不同表现形式,更有可能是同一部说唱作品的不同部分。因为要用于演唱,汉乐府歌词与音乐关系密切,因为配乐的原因,所以汉乐府歌词中很多分割拼凑的迹象,因乐取辞在汉乐府歌曲中是常见现象。《孔雀东南飞》中的两段咏鸟歌辞,在《孔雀东南飞》中不是曲辞的全部,而是被安排在作品的开头和结尾。特别是“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一段,韵脚、文义与后文都没有太大的关联,也应该是与乐工配乐有关。《孔雀东南飞》辞序中说“时人伤之,为诗云尔”[1](P1036),其中“为诗”二字曾令人费解。《太平御览》八百二十六载《古艳歌》云:“孔雀东飞,苦寒无衣。为君作妻,心中恻悲。夜夜织作,不得下机。三日载疋,尚言吾迟。”[3](P291)很明显,这首古歌与《孔雀东南飞》字句紧紧相扣,每一句歌词都可以在《孔雀东南飞》中找到对应。其中“为君作妻”以下六句,同《孔雀东南飞》开头部分不仅一一对应,而且中间没有间断,可知这首古歌应该不止这几句,《太平御览》所记载也应是断章残句。此外,《孔雀东南飞》的“五里一徘徊”一句,是来自歌曲《艳歌何尝行》(“飞来双白鹄”),原句作“五里一反顾,六里一徘徊”;结尾“东西植松柏,左右种梧桐,中有双飞鸟,自名为鸳鸯,仰头相向鸣,夜夜达五更”一段是化用自《古绝句》“南山一桂树,上有双鸳鸯,千年长交颈,欢庆不相忘”四句[3](P343)。同样,《韩朋赋》最后写韩朋夫妇感情之深,也是借双鸟作歌咏。
    这些在汉乐府中可以找到来源的歌词,在长段的歌曲中还有可能是“艳歌”部分。因为艳歌对于正歌有相对独立性,“不在歌数”,这就给予增辞、演绎以最大的可能性,构成艳歌独立发展的条件。横向扩展即成为联唱组曲形式,纵向敷衍则成为像《陌上桑》、《孔雀东南飞》那样的生动的长篇说唱形式。艳歌的作用,是放在正歌之前,以组织听众情绪。在演奏过程中歌辞不断增加,结构逐渐扩展、完善,最后脱离正歌,如作为瑟调曲的《艳歌何尝行》(“飞来双白鹄”)明显是几段旧歌的拼合体,即说明它从开始作为艳歌,后来又从正歌中独立出去[25]。这是从汉代歌曲结构的角度来分析咏鸟歌在整个作品中的位置和作用,同我们分析的结论恰好一致,可以互相印证。
    综上所述,在汉代,文体概念不甚明晰,在今天界限分明的民间歌诗、散文、俗赋、小说、戏剧等文体,在当时常常是各种要素彼此混合、杂而不分的,作为我国说唱文学发展的早期阶段,各种说唱艺术形式之间互相借鉴也是平常不过之事,汉乐府和汉代俗赋的关系也是如此。汉代乐府中有专门咏鸟的篇章,在爱情故事题材的诗赋作品中也有化鸟、咏鸟的片断,而乐府和俗赋又都是可以演唱的,咏鸟歌和爱情诗赋作品除了部分题材相同和都可以演唱以外,还有可能是同一部说唱作品的不同部分。汉乐府“飞来双白鹤”、“孔雀东南飞”等咏鸟歌与爱情故事赋题材相同,有些歌本身不一定讲故事,却可以是讲故事前的前奏或讲故事后演唱的后序。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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