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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汉代俗赋的演唱性分析 赋是一种综合性的艺术形式，史料证明，汉代一部分赋作经过配乐是可以歌唱的。有学者研究赋的“不歌而诵”时指出，所谓“歌”和“诵”本来只有一步之别，诵的抑扬顿挫、高低清浊与歌的洪细圆转、悠扬的旋律，二者并没有严格的界限。《七略》诗赋略分屈原赋、陆贾赋、荀卿赋、杂赋、歌诗五类，其中前三类为书面语的文人赋，后两类一为口诵体(杂赋)、一为歌唱体(歌诗)；而“口诵体”(杂赋)十二家的最后有“成相杂辞”，许多学者认为“成相杂辞”是“唱”而非“诵”，并可以作为从“诵”到“歌”的过渡环节。各种娱乐方式中，“唱”“诵”交错，更是常见的现象。自西汉设立乐府以来，许多本用于讲诵的谣谚也被合诸管弦，甚至不惜削足适履[14]。有学者在研究赋的说唱性时提出：“这种讲说和唱诵结合的艺术形式，在秦汉时代可能就叫做赋，也就是今天成为民间赋的作品。”[15](P9)更有学者研究指出，先秦时代以赋诵为职能的瞍矇和以表演逗笑为职业的俳优，在赋的形成过程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他们所搜集、讲诵的材料，有些也属于俗赋，或近于俗赋。因为他们的讲诵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娱悦人君、主人，为了使寓言故事在讲诵之时更具表演性和声音效果，将一些叙述体的寓言和传说故事改编为对话的形式，并且使人物对话的语言成为整齐的韵语[16]。所以，《汉书》卷六十八《霍光传》记载“击鼓歌吹作俳优”，正是确切描绘了俳优表演的有歌、有舞、有演奏的真实状况。有学者对《汉书·艺文志·诗赋略》所著录的233篇“杂赋”(这些作品今已全部亡佚)进行分析，认为它们“主要是民间讲说和唱诵结合的艺术种类，可归为俗赋一类”[17]。其中还有“成相杂辞十一篇”，“成相”就是可以唱的，归入杂赋类，说明“杂赋”类作品中含有“唱”的成分。 对于俗赋的演唱性，出土文物也给我们提供了最直观的材料。有学者特别对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四川汉墓陆续出土的一批说唱俑，特别是济源泅涧沟8号汉墓出土的一组表演俑进行了研究[18]。其中舞俑二人仰面而视，呈现伴舞姿态。奏乐俑四人并列踞坐，由左向右依次排列：第一人没有乐器，只是双手相握放于口部作吹状；第二人和第三人吹排箫；第四人双手敞开，作拍手状。这些说唱俑一般都双足敞开，张口招手，表情丰富，更像是说书表演。随葬说书俑的大量出现说明，说话、讲故事已经成为汉代百戏表演的重要项目。说唱者在叙事和抒情时，为了更好地刻画形象，传达感情，自然而然地把讲述与歌唱或朗诵结合起来，便发展成连说带唱的形式。这种形式比纯粹的散说或通篇歌诵要自由灵活，变现力更强，更受听众的欢迎，这也是直到今天民间说唱艺术长盛不衰的原因。另外，汉代的这些说书者常常持有乐器，比较多的是鼓和鼓槌，这说明汉代说书、讲故事的语言是讲究韵律节奏的，体现在故事底本的文体上，就应该是韵散结合的，我们现在所见的故事赋，其文体特征恰好就是韵散结合的。进一步说，汉代故事赋的存在正是为说唱表演服务的，它就像一出由一人饰演所有角色的剧本，其戏剧性和表演性是非常显著的，尤其大量存在的戏剧性对白以及丰富的人物动作和表情更是说明这一点。从出土的说唱俑的仪态可以推断，汉代讲故事艺术一定曾经极其盛行，韵散结合作为讲诵底本的故事赋，在汉代一定是大量存在过的。这也是如今出土文物陆续发现《韩朋赋》、《神乌赋》相关材料的原因。 具体到《神乌赋》，学者们对其说唱性质进行了细致的研究和推断。《神乌赋》的用韵比文人赋自由多变，如在开头，阳、昌、皇为韵，类、贵为韵，仁、亲为韵，茂、道为韵，翔、央为韵，命、寿为韵，山、猿、安、官为韵，或四句一韵，或两句一韵，换韵自由，不拘一格，这种特征是民间说唱文学的共同特征[8]。“《神乌赋》是那时民间用口讲述故事，而带有韵语以使人动听及易记的反映。这对于研究话本小说的起源，提供了珍贵的原始资料”[19](P249)。“叙事者在随县声诵述之时”，还应该伴有“面部、手势以及一定程度的其它肢体动作配合，以加强赋这种演出的感染力”[20]。此赋的开头写阳春天气，万物复苏，百鸟齐鸣，“这是一个好像后世讲唱文学中‘入话’之类的引子”，“此赋之出不仅文学史中可以补写一笔，即讲唱文学之渊源，在研究探讨中也有了重要的实证”[6]。 民间赋的特征是对话体、叙事性、语言的大体叶韵，是民间故事与民间歌谣的融合[21]。所以，《搜神记·韩凭妻》最后写道“今睢阳有韩凭城，其歌谣至今犹存”，也就是说直到晋代，不仅韩凭夫妇故事在流传，而且与其有关的歌谣也在传唱，其中料也不会缺少对故事中提到的双鸟悲声合鸣内容的歌唱。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