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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真相恰恰并非如此简单。一旦进入《诗源辩体》表述细节，读者的上述印象就将发生动摇。此书第一卷为《诗经》专论。有趣的是，在该卷言及《国风》情感问题时，出现过这样一段言论：“风人之诗，诗家与圣门，其说稍异。圣门论得失，诗家论体制。至论性情声气，则诗家与圣门同也。”④这与“诗家”对举的“圣门”，当是指儒学。那么，许氏何以认定在论“性情”时，两者若合符契呢?下面的引文会为我们提供答案：“《周南》、《召南》，文王之化行，而诗人美之，故为正风。自邶而下，国之治乱不同，而诗人刺之，故为变风。是风虽有正变而性情则无不正也。孔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言皆出乎性情之正耳。”⑤原来，他在这里毫无保留地坚持了《诗经》汉学的基本立场。那就是：《国风》表现的情感，均与美刺相关，合乎“正”的要求，也即体现出纯正的儒家政教精神。既然如此，他认为论“性情”时“诗家与圣门同”，当然就不足为奇了。许学夷如此持论，绝非偶然。在《诗源辩体》卷一论《国风》的49条文字中，从不同角度申说“风虽有正变而性情则无不正”之理者多达36条，这足以说明他对该问题的重视。而宣扬此观点时，他尚从不同角度出发，驳斥《诗经》宋学的代表人物朱熹。这里仅举其中三则为例： 风人之诗，多诗人托为其言以寄美刺，而实非其人自作。至如《汝坟》《草虫》《静女》《桑中》《载驰》《氓》《丘中有麻》《女曰鸡鸣》《丰》《溱洧》《鸡鸣》《绸缪》等篇，又皆诗人极意摹拟为之。说诗者以风皆为自作，语皆为实际，何异论禅者以经尽为佛说，事悉为真境乎?⑥ 风人之诗，虽正变不同，而皆出乎性情之正。按《小序》、《正义》说诗，其词有美刺者，既为诗人之美刺矣。其词如怀感者，亦为诗人托其言以寄美刺焉。朱子说诗，其词有美刺者，则亦为美刺矣。其词如怀感者，则为其人之自作也。予谓正风而自作者，犹出乎性情之正，闻之者尚足以感发。变风而自作者，斯出乎性情之不正，闻之者安足以惩创乎?⑦ (朱熹)于变风如怀感者必欲为其人之自作，则当时诸儒亦有不相信者。按孔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其旨甚显，其语甚明。朱子则曰，凡诗之言善者可以感发人之善心，恶者可以惩创人之逸志，其用归于使人得其性情之正而已。是三百篇不能无邪，而读之者乃无邪也。岂孔子之意耶?⑧ 众所周知，朱熹《诗经》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观点，就是将《国风》中很多篇章判定为直抒胸臆的里巷歌谣，认为其中不少文字并无美刺意图，有些则属“淫奔之作”。这也就等于承认，《诗经》文本中存在违背“性情之正”要求的情感内容。而不难看出，沿袭汉儒观点的许学夷，正与此针锋相对。在他看来，无论从审美鉴赏常识、政教意图落实效果、圣人权威结论等哪个角度来看，《国风》中那些看上去具有单纯抒情品格、无涉美刺的作品(也即他所谓“词如怀感”之作)，都必然是诗人寄托美刺观念的代言体，绝非像朱熹揭示的那样，“为其人之自作”，甚至偏离“性情之正”的轨道。在考论《国风》本义的问题上，到底是许学夷还是朱熹更接近真相，并不是本文探讨的重点。笔者此处格外关注的是：设计多个辩驳角度，反复攻击朱熹“其人自作”说这一事实，正折射出许学夷对《诗经》情感问题的高度敏感。他做出《国风》“皆出乎性情之正”的判断，同时决绝地认为“风人之诗，多诗人托为其言以寄美刺”，无非是在申说：《国风》不可能置政教原则于不顾，过分表现个体情感；其情感必然、也必须合乎“正”的要求。对《诗经》在诗歌史上的典范地位，许学夷格外重视。在他眼中，“古今说诗者以三百篇为首，固当以三百篇为源”⑨；《国风》“性情声气为万古诗人之经”⑩。而他又曾不无得意地宣称：“予作辩体，自谓有功于诗道者六……论周南召南以至邶诸国，而谓其皆出乎性情之正，二也。”(11)由此可知，前述辨析，在许氏诗学系统的建设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它们既是对《诗经》情感问题的评判，也堪称许氏诗歌情感观在终极理想层面的明确表达，绝非持中性立场的事实分析。 当然，这般片面地讲情之“正”，毕竟有可能出现对古典审美传统中“真”这一基本原则的遗漏。于是，为了使观点严密、完善，许学夷又有过这样的补充：“或曰：‘若是，则国风有不切于性情之真，奈何?’曰：‘风人之诗，主于美刺，善恶本乎其人，而性情系于作者。至其微婉敦厚，优柔不迫，全是作者之功。侄国泰谓好恶由衷而不能自已，即性情之真也。’”(12)在这个阐释逻辑中，《国风》之情既具备“真”属性，又天然合乎“正”的要求，于是实现了“真”与“正”的合一。既然这样，它那“万古诗人之经”的地位，就更是无可置疑的了。有关这种“真正合一”的理想，在《诗源辩体》下面这段话中，体现得同样典型：“或曰：‘唐末诗不特理致可宗，而情景俱真，有不可废。’赵凡夫云：‘情真景真，误杀天下后世。不典不雅，鄙俚迭出，何尝不真?于诗远矣。古人胸中无俗物，可以真境中求雅，今人胸中无雅调，必须雅中求真境。如此求真，真如金玉。如彼求真，真如砂砾矣。’”(13)针对以“情景俱真”肯定唐末诗这一看法，许学夷引用赵宦光之语严加驳斥，而这段引文当然足以代表许氏自己关于“情真”价值问题的基本判断。不难发现，在他眼中，情真只有合乎雅正标准才值得肯定，否则便是“鄙俚迭出”，无足效法的。行文至此，何为许氏理想中的诗歌情感，已经昭然若揭：它是“真”与“正”的浑然一体，并非个体感性无条件的自由表达。试问，论诗时这般重视“性情之正”，如何与“辩意”无关?其判断诗歌情感的价值尺度，当然也不仅仅是纯然审美的，而是同时体现出儒家道德理性标准的明确介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