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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重情、追求“情真”，是明代格调派诗学的重要特征。但辨析相关观点所处原始语境后可以发现，该派很多重情言论，以不同方式呈示出对传统儒家诗学“真正合一”、“以正律真”精神的认可，与“真诗在民间”一类观念在价值立场上存在差别，不能混为一谈。格调派情感观中体现“真正合一”、“以正律真”精神的内容与其格调论在思维方式上均有重规范、明限度的倾向，在价值理想上均以儒家人格典范为归宿。因此，该派“重情”与“尊格调”具有共生的必然性。理解这些问题，有助于我们细致体察明代格调派诗学的复杂品格，亦可为古代诗学研究中如何省思、处理“预设”与“实证”二要素的矛盾关系提供参照。 基金项目：本文系中国人民大学“明德青年学者计划”项目“中国古代文论基本观念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批准号：13XNJ038 作者简介：徐楠，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 以抒情为诗歌的基本属性和功能，是中国古代诗学史上贯穿始终的核心观念之一。在明代诗学史上，长期占据主流地位、以“前后七子”及其追随者为代表的“格调派”，并没有背离这一传统。长期以来，学界对该派诗歌情感观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两个思路：其一是通过典型案例分析，证明该派诗学具备“重情”、追求“情真”的特征，并由此揭示其在明代诗学史及中国古代诗学史中的积极意义。其二则试图以此为起点，说明该派在学理上存在“重情”与“尊格调”的矛盾，从而指出，正是这两个要素的凿枘不投，导致该派实际创作捉襟见肘，最终只能付出但见格调、不睹性情的沉重代价①。 然而细究之，有关格调派诗歌情感观的问题，仍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因为学界在围绕上述思路取得诸多精解胜识的同时，或许对以下问题的辨析略欠深入：在不同的言说意图中，该派诗歌情感观的内蕴是否存在差别?在很多倡言诗情的典型语境中，该派怎样具体判断情感的价值、限度，其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又是何种关系?如果对这些要点缺乏考察，而只是泛言该派的“尊情”、“重真”并随之对相关文献作出一元化的特征解读、意义揭示，那么我们的某些结论即便与实情吻合，也会因欠缺扎实的诠释起点而显得预设色彩过于鲜明；而某些结论就可能因误读文献而缺乏足够的说服力。这些既不利于准确把握该派情感观的特征、渊源和流变方向，也不利于深入思考该派诗学“重情”与“尊格调”这对基本矛盾得以共生的内在原因。辨析上述有关明代格调派情感观的细节问题，便构成了本文的核心内容。相关探讨，庶几亦可为思考当下古代诗学研究方法问题提供参照。 明代格调派如何判定诗歌情感的价值呢?活跃在明末的许学夷，具有该派诗学总结者、集成者的特征。在这个问题上，其代表作《诗源辩体》中的观点颇具典型意义。而当前相关研究，似还主要集中于揭示其重情观的诗学史价值，对其复杂性则关注不够②。我们就以分析这一重要个案为开端。 《诗源辩体》的“凡例”，承担着交代全书基本旨趣的任务。在该部分开宗明义第一条里，许学夷就隆重地讲到自己的核心批评原则：“此编以辩体为名，非辩意也，辩意则近理学矣。故十九首‘何不策高足’、‘燕赵多佳人’等，莫非诗祖，而唐太宗《帝京篇》等，反不免为绮靡矣。知此则可以观是书。”③他公开表明“不辩意”、“辩意则近理学”，无疑是在自觉地和那种唯知以政教尺度和政教内容律诗、谈诗的理学家思路划清界限。在他看来，哪怕《古诗十九首》中公开宣扬功利、个体情爱的作品与政教理想不合，也仍然地位崇高，“莫非诗祖”；而同时说唐太宗《帝京篇》“不免为绮靡”，便是在含蓄地表态：仅有宏大端正之主题的作品，是不足以成为诗歌创作典范的。古代文论中的“意”概念，通常指观念、旨趣、创作意图。它与“情”存在内涵差别，但毕竟与后者的性质、价值、表现特征诸问题息息相关。因此，是否“辩意”，往往体现出论诗者对情感的看法。既然这样，我们似乎也就很容易推出如下结论：“辩体不辩意”的许学夷，对情感要素所持态度应该是相对宽容、开放的，断不会斤斤计较其是否突破政教限度。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