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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文选学”作为与“红学”相媲美的一种专门学问，历史更为悠久，迄今已有1300余年的历史。唐初曹宪开始在江淮间讲授《文选》，逐渐使“文选学”发展成为专门学问，成为有唐一代的显学，形成了第一次研究高潮。“文选学”在唐初逐渐兴起有其特定的社会背景。随着统一的唐王朝社会政治环境渐趋安定，统治者越来越重视文化事业的发展。再加上以文学取士的科举制度推行，一般读书人主要通过写好文章进入统治阶层，这些都为“文选学”的兴起奠定了社会基础。“文选学”的兴起有其内因和外因。《文选》所选作品都是历代名作，不但为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华丽的辞藻，也为文学创作提供了文体模板，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和实用性。而“汉书学”和类书学的发展，又为“文选学”的兴起产生了引导和推波助澜的作用。 关 键 词：文选学/兴起/原因/科举制度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文选》唐注研究”(11CZW025)；郑州大学基础与创新学科“《文选》与活体文献研究”资助项目。 作者简介：刘群栋，男，郑州大学文学院讲师，硕士生导师，文学博士 “文选学”就是研究《文选》的专门学问，在唐代与“三礼学”“汉书学”等并称。在此之前，经学和史学比较受重视，称为“学”的都是经、史之类，如“诗学”“易学”“三礼学”“汉书学”等。作为文学总集的《文选》在唐代发展成为一门专门学问——“文选学”，可谓史无前例。这与唐代政治文化南北融合的社会背景和科举制度的推行密不可分。 唐代“文选学”兴起的背景 南北统一以后，社会环境渐趋安定，李唐王朝开始大兴文治，这是“文选学”兴起的第一重背景。 唐王朝立国以后，特别重视文治，兴礼乐，立学校。唐高祖武德四年(621)，李唐王朝讨平王世充，“于时海内渐平，太宗乃锐意经籍，开文学馆以待四方之士”①。政治社会环境的安定为文化事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发展机遇。唐太宗等先后听取秘书监令狐德棻、魏徵等人的意见，搜购遗书，妥善缮写，详加校定，于是秘府四库毕备；又先后命人撰成《艺文类聚》《五经正义》《群书治要》《类礼》《文思博要》等，同时分别安排专人撰修前代史书，如《晋书》《梁书》《陈书》《隋书》等。唐代一系列促进文化事业繁荣的举措为“文选学”的兴起提供了可能。 隋唐之际统治者倡导的文风与《文选》反映的文风比较一致，这是“文选学”兴起的第二重背景。 隋文帝开皇九年(589)平陈，结束了长达三百余年的南北分裂局面，实现了全国统一。由于长期的南北对峙，南北文化学术的发展一直不同步。大致说来，南方是文化学术的前沿，北方则稍微落后于南方。所以，北朝文人很注意吸收南朝文化的先进部分，体现在文学创作上，就是学习南朝的文学好尚。南朝文人王褒、庾信、颜之推等入北，也对北方的文学创作起到了推动作用。南北文学的交流主要体现在北朝学人开始接受并学习南朝的文学创作，北朝的文坛巨匠如魏收、邢邵等人都注重学习南朝任昉、沈约的文学创作。颜之推《颜氏家训·文章第九》中对北朝文人学习南方文学创作曾有记载： 邢子才、魏收俱有重名，时俗准的，以为师匠。邢赏服沈约而轻任昉，魏爱慕任昉而毁沈约，每于谈讌，辞色以之。邺下纷纭，各有朋党。祖孝征尝谓吾曰：“任、沈之是非，乃邢、魏之优劣也。”②《北齐书·魏收传》亦有类似记载： 始，收比温子升、邢邵稍为后进，邵既被疏出，子升以罪幽死，收遂大被任用，独步一时。议论更相訾毁，各有朋党。收每议陋邢邵文。邵又云：“江南任昉，文体本疏，魏收非直模拟，亦大偷窃。”收闻乃曰：“伊常于沈约集中作贼，何意道我偷任昉。”任、沈俱有重名，邢、魏各有所好。武平中，黄门郎颜之推以二公意问仆射祖珽，珽答曰：“见邢、魏之臧否，即是任、沈之优劣。”③ 南朝梁代后期，宫体逐渐流行，到了陈代更是变本加厉，南朝文风越来越趋于浮靡。鉴于南朝浮靡绮艳的文风对北方文学的影响有愈来愈烈之势，隋文帝于开皇四年(584)下诏，要求“公私文翰，并宜实录”。经过隋文帝的整治，“公卿大臣咸知正路，莫不钻仰坟籍，弃绝华艳”④，“然时俗词藻，犹多淫丽，故宪台执法，屡飞霜简”⑤，“外州远县，仍踵敝风，选吏举人，未遵典则”⑥。开皇四年九月仍有泗州刺史司马幼之因为“文表华艳”而被治罪。可见，隋文帝的命令并没有被社会上普遍遵守。后来，李谔又给隋文帝上书，要求对固不遵守教令者严加整饬。李谔对建安以来的文学创作大加批评，认为“魏之三祖，更尚文词，忽君人之大道，好雕虫之小艺。下之从上，有同影响，竞骋文华，遂成风俗。江左齐、梁，其弊弥甚，贵贱贤愚，唯务吟咏。遂复遗理存异，寻虚逐微，竞一韵之奇，争一字之巧。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唯是风云之状”⑦。他的观点虽然有些偏激，但对于南方轻靡浮艳文风的概括还是比较准确的。 虽然隋文帝提倡文风质朴，但是社会流俗还是接受了南朝淫丽辞藻的创作风尚。隋朝统一以后，南方大量文人涌入长安，对北方的文学创作产生了巨大影响。隋炀帝本人也喜欢南朝华美的文风，是南朝文学有力的提倡者。他对文风的主导倾向是取法江左、融汇南北，“改变了隋文帝以来保守的文学观念和政策，并以其高水平的创作实践推动了南风北渐的过程，为此后南北文学的进一步融合和新文风的形成奠定了基础”⑧。 随着唐王朝统治的渐趋稳定，唐代君臣开始对文学创作的风尚进行引导。《隋书·文学传》对汉魏以来的文学创作情况进行了总结，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自汉、魏以来，迄乎晋、宋，其体屡变，前哲论之详矣。暨永明、天监之际，太和、天保之间，洛阳、江左，文雅尤盛。于时作者，济阳江淹、吴郡沈约、乐安任昉、济阴温子升、河间邢子才、巨鹿魏伯起等，并学穷书圃，思极人文，缛彩郁于云霞，逸响振于金石。英华秀发，波澜浩荡，笔有余力，词无竭源。方诸张、蔡、曹、王，亦各一时之选也。闻其风者，声驰景慕，然彼此好尚，互有异同。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理深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咏歌，此其南北词人得失之大较也。若能掇彼清音，简兹累句，各去所短，合其两长，则文质彬彬，尽善尽美矣。梁自大同之后，雅道沦缺，渐乖典则，争驰新巧。简文、湘东，启其淫放，徐陵、庾信，分路扬镳。其意浅而繁，其文匿而彩，词尚轻险，情多哀思。格以延陵之听，盖亦亡国之音乎！周氏吞并梁、荆，此风扇于关右，狂简斐然成俗，流宕忘返，无所取裁。⑨ 《隋书》是魏徵等人受皇帝敕诰所修，其中所体现出的文学观点代表了唐王朝统治者的文学好尚。《隋书·文学传》推崇梁武帝天监以前的作家，如江淹、沈约、任昉等人，认为他们可以比拟汉魏时期的张衡、蔡邕、曹植、王粲，但对梁简文帝萧纲、梁元帝萧绎以及徐陵、庾信等人“雅道沦缺，渐乖典则，争驰新巧”的“亡国之音”大加鞭笞。《隋书·文学传》所透露的文学观点和萧统编选《文选》的去取原则及分期都比较接近。《文选》所收作家大都卒于梁武帝天监十二年(513)以前，即使卒年在普通年间的刘峻、徐悱、陆倕三人的六篇作品，目前大都认为作于天监年间。《隋书·文学传》推崇的作家如张衡、蔡邕、曹植、王粲、江淹、任昉、沈约等人都有作品入选《文选》，其中被邢邵、魏收所摹拟学习的任昉、沈约等人入选的作品还不在少数。这些都充分说明，萧统《文选》的选取标准符合隋唐之际统治者的要求，可以作为学习写作的范本，这也为“文选学”的兴起提供了便利条件。《新唐书·选举志上》所记载的唐太宗时期的一个科举例子从侧面说明了唐初的文风好尚： 太宗时，冀州进士张昌龄、王公谨有名于当时，考功员外郎王师旦不署以第。太宗问其故，对曰：“二人者，皆文采浮华，擢之将诱后生而弊风俗。”其后，二人者卒不能有立。⑩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