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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昌龄、王公谨没有中第，原因就是考官认为二人文章过于浮华，如果录取他们将对文学创作风尚产生流弊，使属文之士误以为统治者喜欢浮靡轻艳的文章。从这里我们也可看出，当时的选取标准显然就是萧统《文选》中所主张的典丽雅致，而非梁代后期以来的浮靡文风。 隋唐开始推行的科举制度，尤其是以文学取士的进士科越来越受到重视，为《文选》受到广泛关注奠定了基础，这是“文选学”兴起的第三重背景。 隋朝建立以后，逐渐废除了魏晋以来流行的选拔官吏的九品中正制，并改变了州郡长官辟举僚属的制度，改为各级官吏包括地方长官的僚属一律由中央任免，官吏的任用不再受到门第高低的限制，由此开始了沿用一千多年的封建科举制度。科举就是分科取士，即封建王朝按照不同的政治需要，设置不同的科目，规定不同的考试内容，通过考试选拔对朝廷有用的人才。科举制度的推行，标志着国家主要通过文学取士的开端。科举制度虽然始创于隋，但其兴盛和逐渐完备却在唐朝。唐高祖武德四年(621)，开始恢复秀才、进士、明经等科目，并于次年正式开科取士，这标志着唐代科举制度的开始。 唐代的科举制度主要继承隋朝，随着科举考试的推行，唐王朝不断对其进行适时调整，使之渐趋完备。唐代的科举分为常选和制举两种形式。常选每年定期举行，分为秀才、明经、俊士、进士、明法、明字、明算、一史、三史、开元礼、道举、童子等科目，考试科目和考试时间都是固定的。制举是封建最高统治者根据现实需要临时下诏进行考试，考试时间不确定，科目亦随需要而设置，至为繁多。 秀才科是唐代所有科目中名望最高的科目。其考试内容是方略策五道，文理皆高为上上，文高理平或理高文平为上中，文理俱平为上下，文理粗通为中上，文劣理滞则落第。秀才科的取人标准主要体现在文章的写作水平和分析问题的能力上面。秀才科在唐初最受重视，但因为其难度太高，及第的人数也很少，造成了大部分人都不敢应举，官员举荐不实还会受到处分。所以到唐高宗永徽二年(651)秀才科基本废止，以后即使有其名目，也处于名存实亡的状态。因此，实际上唐代的科举考试以常选中的进士科最为重要，其次才是明经以及制举，这是唐代高级官员选拔的主要途径。所以，进士、明经及制举代表了唐代科举考试的主要方面，而这些科目的考试都涉及文章写作，特别是进士科尤重文学，能写文章由此成为一般读书人进入社会上层的主要途径。 唐初的进士科只考试策文，内容与时务相关，其答策基本属于精致典雅的四六骈体文。唐高宗永隆二年(681)，在考功员外郎刘思立的提议下，进士先试帖经，十通六以上者可以接着试杂文二篇，通文律者然后试策，从此成为进士科的准式。郑樵《通志·选举略第二》以为杂文是“笺、表、议、论、铭、颂、箴、檄等有资于用者，不试诗赋”(11)，这就意味着科举所试杂文都是当时的应用文体。徐松《登科记考》云：“按杂文两首，谓箴、铭、论、表之类。开元间，始以赋居其一，或以诗居其一，亦有全用诗赋者，非定制也。杂文之专用诗、赋，当在天宝之季。”(12)徐松说得更明白，杂文包括箴、铭、论、表等文体。唐玄宗开元年间开始以诗、赋作为应试杂文中的两个文体，天宝末年以后，杂文开始专用诗、赋。虽然唐代的进士科以帖经为一个考试科目，但是因为很多文人只会做文章，忽略了经书的学习，所以唐代一直有用作诗来补救帖经没有考过的变通方法，称为“赎帖”。但无论如何，杂文成了进士科的主要内容，杂文包括赋、诗、笺、箴、铭、议、论、表、赞、颂、檄等文体，而这些文体都可以在《文选》中找到范文，所以《文选》就成了应试者必读的范本。《新唐书·文苑下·李华传》中所记载的例子从侧面说明了《文选》对于应试士子的重要性： 李华，字遐叔，赵郡人。开元二十三年进士擢第，天宝中登朝为监察御史，累转侍御史，礼部、吏部二员外郎。华善属文，与兰陵萧颖士友善。华进士时著《含元殿赋》万余言，颖士见而赏之，曰：“《景福》之上，《灵光》之下。”(13) 从这里可以看出，李华进士时曾作有《含元殿赋》，该赋乃拟《文选》所收王文考《鲁灵光殿赋》和何平叔《景福殿赋》，萧颖士对此也非常熟悉，并说该赋与王、何之作不相上下，可以入选《文选》。于此可见唐代士子对《文选》依赖之一斑。 总而言之，社会生活的安定为文化事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而萧统《文选》符合唐代统治者改变梁代后期以来浮靡文风的要求，再加上科举考试的推行，这些都在客观上促成了士子们研读《文选》的风气，“文选学”也逐渐在唐代兴起。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