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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书学”在隋唐之际一直比较受重视，《隋书·经籍志》正史类小序云： 唯《史记》、《汉书》，师法相传，并有解释……梁时，明《汉书》有刘显、韦稜，陈时有姚察，隋代有包恺、萧该，并为名家。《史记》传者甚微。(22) 清代史学家赵翼《廿二史剳记》“唐初三礼汉书文选之学”条曰： 六朝人最重三礼之学，唐初犹然……次则汉书之学，亦唐初人所竞尚。自隋时萧该精汉书，尝撰《汉书音义》，为当时所贵。(《该传》)包恺亦精《汉书》，世之为“汉书学”者，以萧、包二家为宗。(《恺传》)刘臻精于两《汉书》，人称为汉圣。(《臻传》)又有张冲撰《汉书音义》十二卷，于仲文撰《汉书刊繁》三十卷，是《汉书》之学，隋人已究心，及唐而益以考究为业。颜师古为太子承乾注《汉书》，解释详明，承乾表上之，太宗命编之秘阁。时人谓杜征南、颜秘书为左丘明、班孟坚忠臣。其叔游秦先撰《汉书决疑》，师古多取其义。此颜注《汉书》至今奉为准的者也。(《师古传》)房玄龄以其文繁难省，又令敬播撮其要成四十卷。当时《汉书》之学大行。又有刘伯庄撰《汉书音义》二十卷。秦景通与弟暐皆精《汉书》，号大秦君、小秦君，当时治《汉书》者，非其指授，以为无法。又有刘纳言，亦以《汉书》名家。(《敬播传》)姚思廉少受“汉书学”于其父察。(《思廉传》)思廉之孙班，以察所撰《汉书训纂》，多为后之注《汉书》者隐其姓氏，攘为己说，班乃撰《汉书绍训》四十卷，以发明其家学。(《姚璹传》)又顾胤撰《汉书古今集》二十卷。(《胤传》)李善撰《汉书辨惑》三十卷。(《善传》)王方庆尝就任希古受《史记》、《汉书》，希古迁官，方庆仍随之卒业。(《方庆传》)他如郝处俊好读《汉书》，能暗诵。(《处俊传》)裴炎亦好《左氏传》、《汉书》。(《炎传》)此又唐人之究心《汉书》，各禀承旧说，不敢以意为穿凿者也。至梁昭明太子《文选》之学，亦自萧该撰《音义》始。入唐则曹宪撰《文选音义》，最为世所重，江淮间为《选》学者悉本之。又有许淹、李善、公孙罗相继以《文选》教授，由是其学大行。淹、罗各撰《文选音义》行世，善撰《文选注解》六十卷，表上之，赐绢一百二十匹。至今言《文选》者，以善本为定。杜甫诗亦有“熟精《文选》理”之句，盖此固词学之祖也。(23) 根据赵翼的总结，自六朝以来“汉书学”一直传承有自，至隋末唐初，“文选学”在“汉书学”的带动下，与“汉书学”同为世人重视。萧该首先以《汉书学》宗匠的身份作《文选音》，把“汉书学”的音义之法引入了《文选》。曹宪又作《文选音义》，并在江淮间讲授《文选》，其弟子许淹、公孙罗皆著有《文选音义》。李善更是发凡起例，完成六十卷的《文选注》。李善《文选注》除了引用大量《汉书》内容外，还引用了大量的“汉书学”著作，如所引《汉书音义》仅标有名字的就有文颖、韦昭、张晏、应劭、如淳、臣瓉、晋灼、服虔、刘德、张揖、苏林、项岱、孟康、郭璞、李斐等十余家，此外尚引有多家未标明名字的直接称《汉书音义》。由此可见“汉书学”与“文选学”的密切关系，“汉书学”的兴盛直接引导了“文选学”的兴起。 其次，唐初类书的修纂为“文选学”的兴起推波助澜。“文选学”与类书学一脉相承，特别是李善的《文选注》和类书有相同的功用。类书始自三国魏文帝曹丕命缪袭等编纂的《皇览》，梁武帝又命人编纂《华林遍略》，北齐时期祖珽编有《修文殿御览》，至隋唐之际，又有《北堂书钞》《长洲玉镜》《艺文类聚》《文思博要》《文馆词林》《初学记》等。类书的出现最早是为了减少最高统治者翻阅书籍之劳，取其省览方便，既不用花费太多时间，又能了解历史事件，得其精华，采其指要。类书的普遍修撰，在客观上也为文人撰写文章提供了事例及典故。唐初欧阳询修撰《艺文类聚》时注意到，单纯的类书仅仅能够提供事例、典故，因此他开始收集典故出处，并且加入具体文章。《艺文类聚》虽在序文中标榜为事文兼备，但其所取之文皆残篇断句，很少有全篇，所以其主要作用仍在“事”，对文学创作来说并不具备学习文体的功用，属文之士主要还是取其典故。即便如此，欧阳询在《艺文类聚序》中仍然指出了《文选》与类书的相同点，即都有为读者取资的作用，其区别仅仅是类书可以提供典故，《文选》可以提供辞藻和文体。《文选》本身虽然具有让读者使用辞藻和学习文体的功用，但缺乏检事的功能。随着读书人对学习文体、选取辞藻以及对典故出处的需求增多，“文选学”也从最初的萧该《文选音》、曹宪《文选音义》、许淹、公孙罗《文选音义》等音义之学向事文兼备的方向发展，于是就出现了李善的《文选注》。随着注重解释典故出处的李善《文选注》的普及，《文选》检事的功能也在不断增强。尤其是李善《文选注》，特别注重释典和名物训诂，实际上等同类书中“撰事且文”的功效，不但提供了多种文体和完整的篇目，还为学习《文选》的士子提供了更加广泛的事例和典故出处，《文选》的功用更加广泛。 李善《文选注》特别注意解释词语出处和典故的注释方法，和初唐时编纂类书走的是类似的路子。但二者的不同之处在于，其一，《文选》中的文是整篇，有学习文体的功用，而类书中所收之文多为残篇断句，不能作为学习文体的模板；其二，类书中的事典都是比类相从，而《文选注》中的事典比较分散，不易翻看。这可能是类书和《文选》的侧重点不同所致，类书首先是为了读者取辞藻和典故，而《文选注》首先是为了学习文体，兼有取典的功效。 综上所述，随着唐王朝社会政治环境渐趋安定，统治者越来越重视文化事业的发展，再加上以文学取士的科举制度推行，一般读书人主要通过写好文章进入统治阶层，这些都为“文选学”的兴起奠定了社会基础。而“汉书学”和类书学的发展，又为“文选学”的兴起起到了引导和推波助澜的作用。曹宪适逢其会，为满足社会上广大读书人的现实需要，开始在江淮间讲授《文选》，逐渐使“文选学”发展成为一种专门的学问，拉开了“文选学”兴盛的序幕。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