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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文选学”兴起的原因 在对唐初“文选学”兴起的背景有所了解以后，我们再来看看“文选学”兴起的原因。“文选学”兴起的原因大致可以归结为两个方面，即内因和外因。 1.“文选学”兴起的内因 首先，《文选》能够为文学创作提供丰富的文体样本，成为当时文人学习文体的范本。《文选》选取了周、秦、汉、魏、晋、宋、齐、梁八代130余位作家的作品479篇，751首，所收文体有39类，赋类又细分为15小类，诗类又细分为24类，所录作品多数是历代传诵的名作，自然也成了汉、魏以来典丽文雅作品的渊薮，是汉、魏以来骈体文和诗歌的代表。除了科举中杂文所涉及的赋、诗、笺、箴、铭、论、表、赞、颂、檄等文体以外，《文选》中的很多应用文体，如书、序、诔、碑文、墓志、行状、吊文、祭文等，也是古人日常生活中经常使用的文体。简而言之，《文选》不仅仅局限于士子在科举考试中应付写文章，而且是社会上文人雅士学习文体的模板，这也是李善《上文选注表》中所说的“后进英髦，咸资准的”的原因所在。唐玄宗开元十九年(731)，远嫁吐蕃的金城公主遣使请《毛诗》《礼记》《左传》《文选》各一部，玄宗令秘书省誊写一部赐予之，当时的秘书正字于休烈上疏反对，其疏中说：“深于《诗》，则知武夫有师干之试；深于《礼》，则知月令有废兴之兵；深于《传》，则知用师多诡诈之计；深于《文》，则知往来有书檄之制。何异借寇兵而资盗粮也！”(14)这里指出了《文选》的重要作用。 其次，《文选》可以为文人们的文学创作提供丰富的辞藻。唐初欧阳询《艺文类聚序》曰：“《流别》《文选》，专取其文；《皇览》《遍略》，直书其事。文义既殊，寻检难一。爰撰其事且文，弃其浮杂，删其冗长，金箱玉印，比类相从，号曰《艺文类聚》。”(15)此处所说《流别》即晋代挚虞的《文章流别集》。这里把总集也作为“比类相从”的类书，认为总集如《文章流别集》《文选》等只注意收录文学作品，为写文章提供了辞藻，但没有具体解释典故，所以难以寻检，因此欧阳询又编纂了事文兼备的《艺文类聚》。 由于《文选》在辞藻和文体方面的范本作用，唐代文人十分重视学习《文选》。周勋初先生在总结唐代文人创作时曾说：“唐代文士都是在学习魏晋南北朝文学的基础上求得发展的。作为先唐文学渊薮的《文选》，更是大家学习前代优秀作品的主要读物。”(16)唐代最著名的诗人如李白、杜甫以及古文运动的领袖韩愈等，都从《文选》中汲取了营养。段成式在其《酉阳杂俎》前集卷十二《语资》中记载了李白三拟《文选》之事：“白前后三拟词选，不如意，悉焚之，唯留《恨赋》、《别赋》。”(17)《恨赋》《别赋》是《文选》卷十六收录的江淹作品，今《李太白全集》卷一仍保存有李白《拟恨赋》，其《拟别赋》已经亡佚。杜甫亦教育儿子要“熟精文选理”，“续儿诵《文选》”。韩愈也有很多学习《文选》的实际例证。近人李详著有《杜诗证选》《韩诗证选》，指出了很多杜甫、韩愈之诗取证《文选》的地方。李详《韩诗证选序》云： 唐以诗赋试士，无不熟精《文选》，杜陵特最著耳。韩公之诗，引用《文选》亦夥。宋樊汝霖窥得此旨，于《秋怀诗》下云：“公以六经之文，为诸儒倡，《文选》弗论也。独于《李郱墓志》曰：‘能暗记《论语》、《尚书》、《毛诗》、《左氏》、《文选》。’故此诗往往有其体。”余据樊氏之言，推寻公诗，不仅如樊氏所举，因条而列之，名曰《韩诗证选》。(18) 通过这段话我们可知，唐代的文学大家们如杜甫、韩愈等不但精通《文选》，而且可以在诗文中巧妙地运用而又不露痕迹。韩愈不标榜学习《文选》，那是因为他提倡的古文与《文选》的骈文不同，但他在个人诗文创作中有很多得力于《文选》之处。李白、杜甫、韩愈等只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人物，几乎唐代有成就的文学大家，其作品中都可以找到受《文选》影响的痕迹。 由此可见，学习《文选》不仅仅是唐代一般士子应付科举考试的需要，在作家的文学创作中同样不可或缺。《文选》之所以会在唐代受到如此广泛的关注，其原因就在于《文选》本身收录的作品都是历代名作，代表了汉魏以来典丽雅正的文风。其中又有华丽的辞藻、丰富的典故、各种各样的实用文体，不但能为文学创作提供丰富华丽的词汇，而且可以为文学创作提供不同文体写作的模板，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和实用性，因而《文选》成为当时文人学习写作的典范。也正因为如此，隋代即有萧该《文选音》问世，为士子学习《文选》提供了便利，并且受到当时人的重视。唐初，曹宪又在江淮间聚徒教授《文选》，兴起了学习《文选》的热潮，推动了“文选学”的深入发展。 2.“文选学”兴起的外因 饶宗颐先生认为，“文选学”的兴起除继承此前的音义之学外，与“汉书学”的繁荣以及类书的编纂等分不开。(19)许逸民先生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论证选学导源于“汉书学”，选学与类书学一脉相承，并认为选学兴起的直接推动力是科举制度的推行。(20)笔者在以上两文的基础上再进一步详述之。 首先，唐人继六朝余风重视“汉书学”，对“文选学”的兴起有传导作用。饶宗颐先生认为，“汉书学”与“文选学”二者有兼行互补的作用，许逸民先生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认为，选学导源于“汉书学”，并进而言之曰： 若立足于学术发展的历史，回望“《汉书》学”与“选学”的递进关系，谓之如父如子，恐非戏言。正如饶(宗颐)先生所说：“是时《汉书》已成热门之学，《文选》初露头角，尚未正式成学，萧该、曹宪、李善均是先行之人，萧、李兼以《汉书》名家，不特《汉书音注》有益于《文选》所收录之汉代文章，且由‘汉书学’起带头作用，从而有‘《文选》学’之诞生。”(21) 此说可谓切中肯綮。据骆鸿凯《文选学·余论第十》中的统计，《文选》所收篇目与《汉书》重复的有34篇，且多为长篇大赋，所以萧该身为“汉书学”宗匠而作有《文选音》，李善以《文选注》著称而又作有《汉书辨惑》。究其原因，不外乎两个方面：其一是《文选》中的篇目，特别是长篇大赋，很多都收录在《汉书》中；其二是《文选》所收作品中很多典故出处都在《汉书》中。根据燕京大学所编《文选注引书引得》统计，六十卷《文选注》中每卷都引有《汉书》，有的卷多达一百多条，少者也有二三十条，足见《汉书》与《文选》的关系有多么密切。自然而然，“汉书学”的繁荣发展对“文选学”会有重要的带动作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