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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由写景说理到景理圆融：佛教山水体的境界转变 原始佛教与山林泉壑有着不解之缘，中国佛教亦然。东晋以道安为首的北方僧团，以支遁为首的会稽文人集团，以及以慧远为首的庐山僧团，或结寺名山大川，或徜徉山水泉林。山林泉壑不仅成为名士、名僧超越世俗的精神皈依，而且也作为审美观照对象进入文学领域。因此东晋以还，佛教山水文学渐渐蔚然兴起，其中以佛教山水体诗最为引人瞩目。如果按照时间次序，东晋佛教山水诗可以分三个阶段：康僧渊与张君祖对豫章山水的描绘是第一阶段；支遁与名士对会稽山水的描绘是第二阶段；慧远与僧团对庐山山水的描绘是第三阶段。至宋谢灵运集其成，标志着中国佛教山水诗的完成。而东晋佛教山水诗的发展也经历了一个由写景、说理分离到写景、说理圆融的审美境界的转变。 沈曾植认为支遁是“康乐总山水庄老之大成”的先导者(13)，萧驰将“以山水为题材的诗作”的“观察的起点移至咸康末”(14)，似乎都不够准确。从现存的材料看，康僧渊与张君祖赠答诗，不仅是名僧、名士之间最早的赠答诗，而且也因其细致描绘豫章山水而成为佛教山水诗的先导(15)。此组赠答诗打破西晋赠答模式，以描摹山水之景，阐释佛教义理为主体，故就其实质来说，乃是佛教山水诗。如张君祖《赠沙门竺法頵三首》曰：“郁郁华阳岳，绝云抗飞峰。峭壁溜灵泉，秀岭森青松。悬岩廓峥嵘，幽谷正寥笼。丹崖栖奇逸，碧室禅六通。泊寂清神气，绵眇矫妙踪。止观著无无，还净滞空空。外物岂大悲，独往非玄同。不见舍利弗，受屈维摩公。”(其一)“邈邈庆成标，峨峨浮云岭。峻盖十二岳，独秀阎浮境。丹流环方基，瑶堂临峭顶。涧滋甘泉液，崖蔚芳芝颖。翘翘羡化伦，眇眇陵岩正。肃拱望妙觉，呼吸晞龄永。苟能夷冲心，所憩靡不净。万物可逍遥，何必栖形影。勉寻大乘轨，练神超勇猛。”(其三)二诗结构相同，前八句写景，再四句叙述，后六句说理，均以写景开始，叙述为转折，说理为收束。所表达的主旨是强调修证佛法，惟在心空，若刻意栖隐形影，追求性空，亦是心生执着，并非大乘般若之境，所说之理都隐含着劝止竺法頵归隐西山之意。康僧渊《又答张君祖》曰：“遥望华阳岭，紫霄笼三辰。琼岩朗璧室，玉润洒灵津。丹谷挺樛树，季颖奋晖薪。融飙冲天籁，逸响互相因。鸾凤翔回仪，虬龙洒飞鳞。中有冲漠士，耽道玩妙均。高尚凝玄寂，万物息自宾。栖峙游方外，超世绝风尘。翘想睎眇踪，矫步寻若人。咏啸舍之去，荣丽何足珍。濯志八解渊，辽朗豁冥神。研几通微妙，遗觉忽忘身。居士成有党，顾盻非畴亲。借问守常徒，何以知反真。”此诗与张君祖诗结构基本相同，然其中增加了咏怀的内容。其主旨则是赞美竺法頵栖身西山，耽道玄冲，冥寂高尚，齐一万物，栖游方外，超绝尘世；表达追踪其人，舍弃荣华，涤志于佛教八种解脱之境，以期冥照几微，空诸一切。他批评张君祖墨守尘俗，不知隐身丘壑，返璞归真。值得注意的是：此组赠答，虽旨在阐释佛理，却对豫章山水进行了细致描绘。如张诗或写山陵葱茏，云绕峻岭，峭壁流水，青松秀美，上有峥嵘之悬崖，下有寥廓之幽谷；或写云岭巍峨阔远，独如秀美的娑婆世界，下有水流环绕山脚，上有瑶堂俯视山岭，涧出甘泉，崖满灵芝，陵岩耸立，巧得造化之工。康诗写山岭上接紫霄，三辰笼罩，禅室如山岩之朗璧，灵泉洒落，玉润其间，树竦山谷，枝条辉映，和风吹于天籁，回声飘荡相连，凤鸟回翔，虬龙飘雨。张诗描绘豫章山水之灵秀，康诗凸现豫章山水之神奇。然而，张诗写景、说理衔接生硬，缺少连贯的意脉；康诗写景、说理虽比张诗连贯，却并没有达到浑然圆熟的艺术境界。直至支遁的出现，才使佛教山水逐渐走向成熟。 支遁对佛教山水诗进行了多方面的艺术探索。说理、咏怀与山水描绘大多都能圆融统一。其《咏怀诗》、《述怀诗》七首以及《咏禅思道人》等，都是即境即思，寓目感物而抒写情怀。如《咏怀诗》之三：“晞阳熙春圃，悠缅叹时往。感物思所托，萧条逸韵上。尚想天台峻，仿佛岩阶仰。泠风洒兰林，管濑奏清响。霄崖育灵蔼，神蔬含润长。丹砂映翠濑，芳芝曜五爽。苕苕重岫深，寥寥石室朗。中有寻化士，外身解世网。抱朴镇有心，挥玄拂无想。隗隗形崖颓，冏冏神宇敞。宛转元造化，缥瞥邻大象。愿投若人踪，高步振策杖。”诗人即景叹时，感物玄思，既遥想天台山林美景：石阶峻伟，清风兰林，湍濑清响，云蔼神蔬，灵芝丹砂，重岫石室；又悬想隐居山林的大化之士：超越世网，抱朴守真，挥玄守道，性空无物，玄远澄澈，顺乎自然，达于大道；最后抒发追踪大德、振策山林的愿望。写景抒怀，泯合无迹。而此诗“隗隗形崖颓，冏冏神宇敞”，写山崖颓然而去，万象化为一空，说理与意象二元一体，相生相融。“即色游玄”既是支遁佛教哲学的核心，又是其佛教山水诗歌意境的构成要素。如“品物缉荣熙，生途连惚恍。……大同罗万殊，蔚若充甸网。寄旅海沤乡，委化同天壤”(《咏大德诗》)，描写品物光华，与道并生；万象森罗，大同于无，满野葱蔚，笼之于空；寄身鸥鸟之游，则去智忘机，顺乎自然。一切事物的本体都存在于现象之中，宇宙人生的真谛也存在于“万殊”、“蔚甸”的万象之中，是即色证空，而非败色悟空。这种审美境界的产生又与支遁所强调的“凝神玄冥，灵虚响应”的审美心理密切相关，如《咏怀诗》之四：“闲邪托静室，寂寥虚且真。逸想流岩阿，朦胧望幽人。慨矣玄风济，皎皎离染纯。时无问道者，行歌将何因。灵溪眇惊浪，四岳无埃尘。余将游其嵎，解驾辍飞轮。芳泉代甘醴，山果兼时珍。修林畅轻迹，石宇庇微身。崇虚习本照，损无归昔神。暧暧烦情故，零零冲气新。近非域中客，远非世外臣。憺怕无为德，孤哉自有邻。”诗人遁迹林泉，并非是远离众生，而是“近非域中客，远非世外臣”，超越于世而不离于世，在修林石宇的清幽寂静境界中，心境虚空，寂照生命的本根，回归皎洁的本性，解脱世俗的烦恼，澹泊无为，与道为邻。这种在林泉物色中证悟生命的本体，是建立在闲静、寂寥、虚真的审美心理上。由此可见，在支遁少数优秀的佛教山水诗中，山水已经不再是静观的审美对象，而是即色即境，蕴涵着主体生命的体悟；说理与写景也不再截然分开，而即色即空，理寓景中。所以沈曾植曰：“支公模山范水，固已华妙绝论。”(16)当然，以写景始，以说理结，仍然是支遁佛教山水诗的基本特点。这种模式直至谢灵运也依然存在，所以沈曾植又曰：“谢公卒章，多托玄思。风流祖述，正自一家。”但是，正是这部分咏怀山水的诗歌，即思即境，圆融统一，昭示了佛教山水诗艺术上开始走向成熟。而庐山僧团的佛教山水诗整体艺术成就都很高，标志着佛教山水诗真正走向了成熟。 以慧远为核心的庐山僧团佛教山水诗创作，以庐山山水为描写对象。其基本特点是，山水与佛理浑融一体，完全脱去了写景—说理、说理—写景的刻板结构模式。如慧远《庐山东林杂诗》：“崇岩吐清气，幽岫栖神迹。希声奏群籁，响出山溜滴。有客独冥游，径然忘所适。挥手抚云门，灵关安足辟。流心叩玄扃，感至理弗隔。孰是腾九霄，不奋冲天翮。妙同趣自均，一悟超三益。”先写庐山山水之美：崇岩、幽岫、风声、泉响，纷纭沓至，风光满眼。接写诗人登东林而神游的过程：冥游、忘适、挥手、流心，身虽不能至，而神已入境。最后抒发神游的感悟：惟有展翅云天，才能升腾九霄，庐山山水的灵秀与无欲平正的佛心归趣妙同，缘色而悟，即超越三界，顿入佛境。山水、神游、悟理，因“栖神迹”之想象而融为一体。所以，庐山既是人间灵境，也是佛教圣境。写景，以声之希，泉之滴，化动为静；气之清，岫之幽，化浓为淡。叙述，以抚云门，辟灵关，化无形为有形；叩玄扃，感至理，缘有形而入无形，几乎已经达到了艺术的化境。其《游石门诗》前有序言，细致描写了游览之经过、山水之奇丽，以及所顿悟之佛理，是一篇非常优美的散文。其诗类似佛经之颂，具有总括序文的意味。首先概括因无端而生超然兴致，借石门之游而发之；然后描述游览之时迎风褰衣，如在云端，遥望山崖，如登仙境，驰步山岩，身体轻盈，举首如登仙人宫门，恍若凌空虚度；最后写仿佛见到仙人端坐虚轮之上，因此而顿悟神仙终究与物同化，未若物我俱灭、体证终极的涅槃境界。从结构上说，抒写游览之缘由、感受，以及顿悟之佛理，一气浑成，有结构而无结构之迹；从说理上说，由“矫首登灵阙，眇若凌太清”的飘然若仙之感，而引出“端坐运虚轮，转彼玄中经”的神仙之想象，从而顿悟“神仙同物化，未若两俱冥”，过渡自然，不落斧痕。同样进入一种艺术的化境。《游石门诗》另有刘程之、张野和王乔之和诗三首，以王乔之和诗最有特色：“超游罕神遇，妙善自玄同。澈彼虚明域，暖兹尘有封。众阜平寥廓，一岫独凌空。霄景凭岩落，清气与时雍。有摽造神极，有客越其峰。长河濯茂楚，险雨列秋松。危步临绝冥，灵壑映万重。风泉调远气，遥响多喈嗈。遐丽既悠然，余盼觌九江。事属天人界，常闻清吹空。”起调四句说理，稍显平弱，然其写景、叙述则别有特色。写登高远眺，本是山岭绵延，却是平坦寥廓，独有一峰凌空，九霄云影依岩落下，清气葱岭和谐一体。孤标之峰造神化之极，然游客越其峰巅，见长河滋润茂盛之楚木，惊雨飘落郁郁之秋松，下临绝冥，山壑万重，飘风吹落泉雨，山气湿润，远处鸟声和鸣，悠扬入耳。远处之秀丽悠然而逝，惟有九江映现眼前，虽在天人之间，却如闻清泠空澈之佛音。写景上，移步换形，写出不同视角所见景物的特点；用词上，用“平”写远望众山之特点，用“独”状孤峰独峙之情状，用“列”摹惊雨落下之视觉，都准确灵动；而且结构上，叙事融入写景之中，说理亦由眼前之景自然引出，一气贯注，境界圆融。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庐山僧团的佛教山水诗创作，写出了庐山山水的特点，在这一点上又超越了支遁，直接沾溉了谢灵运。由此可见，佛教山水诗由张君祖与康僧渊发端，经支遁之发展，到慧远已经完全成熟，至谢灵运惟集其成而已。这种文学嬗变的轨迹似乎至今尚未引起人们的关注。 东晋佛教文学的勃兴，有着重要的文学史意义。佛教独特的认知方式，部分地解构了中国传统的诗学理论；佛教天国的奇异境界，扩大了中国诗歌的表现领域；佛教缘起性空的般若学说，不仅强化了诗人对现象界的关注，使玄言诗开始自觉营造诗歌意象，而且缘色而空，使诗歌从质实走向空灵，由体物说理走向象意圆融。无论是玄言、赠答，还是颂赞、山水，其说理类型之不同，表现内容之变化，表达模式之转换，审美境界之形成，都与佛教及佛教文学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一言以蔽之，佛教文学的勃兴影响了中国文学的审美特质。中国诗歌的意境从实践到理论都受到佛教及佛教文学的影响。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