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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中国古代的地域差别对文学产生过巨大影响。由于行政区划经常随着朝代更迭等政治原因而变动，审视古代文学的地域性时，有必要考虑到这种变动；特定区域的政治、经济、文化、民俗、信仰等各方面因素，也会不断变化，它们对文学书写的影响也不是固定不变的。而历代文学创作既是后续文学发展的背景，也是解析后者不可或缺的互文性因素；同时，地域文学还呈现出地域间的流动性与互动性。只有从动态角度看待地域文学，才能把握其丰富的内涵。本文即以清代扬州文学为中心，探讨了古代地域文学的动态特征问题。 关 键 词：古代文学/地域文学/扬州/文学 作者简介：刘勇强，男，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中国地域幅员辽阔，各地的地理、经济、生活方式等存在着程度不同的差别，这种差别在交通不便的古代，对文学产生的影响远比今天显著，也一向为研究者所重视。如果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中国古代文学的地域性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即使是同一区域，除了地理条件相对稳定外，其他方面都处于不断变化的过程中。因此，文学的地域性包含恒定因素和变动因素两个层次，如果在变动因素上再考虑作家的个性因素，文学地域性的动态特征将更为复杂，而这应该是地域文学研究的前提条件。 一、政区范围及其变动与文学的地域性 中国古代行政区划经常随着朝代更迭等政治原因而变动，因此，当我们审视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地域性时，有必要考虑到这种变动。历史上，作为地方区域政治、经济中心的扬州，其具体位置虽然变化很小，但辖区范围却有很大不同。关于这一点，清代扬州学派颇有研究，如焦循《邗记》中便对历史上的“广陵”作了详细的考证。[1](P97) 值得注意的是，有关扬州的文学作品，有时所指区域也不尽一致。殷芸《小说》卷六中有一个很著名的故事： 有客相从，各言其志，或愿为扬州刺史，或愿多赀财，或愿骑鹤上升。其一人曰：“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欲兼三者。 这一故事被后世屡用为典故，清代诗歌中就有不少这样的句子，如徐元正的《广陵怀古》： 闲追旧迹检残编，绣柱珠帘尽惘然。东阁诗成何水部，扬州梦觉杜樊川。寻春易过佳风月，送老难忘好墓田。莫怪无人能跨鹤，谁赍十万作腰缠。[2](P278) 又如李永祺的《扬州》： 青楼歌舞胜杭苏，花月神仙总一途。骑鹤腰缠争艳羡，无人解道董江都。[3](P318) 又如纪昀《扬州二绝句》： 跨鹤曾经梦里游，如今真个到扬州。可怜豆蒄春风过，十里珠簾不上钩。[4](P579) 小说也时有描写，如《醋葫芦》第十四回： 张煊道：“若论大官人爱的，无过是繁华去处，除了苏、杭，只有扬州最妙。古人有云：‘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何不竟往扬州？待小弟也好一陪。” 《红楼梦补》第九回更将这一故事坐实为艺术想象： 湘莲便让宝玉跨上鹤背，……宝玉只得放心，依言把眼闭了。那一只鹤便展翼凌空而上。湘莲亦跨上了鹤，赶着宝玉，相离左右不远。宝玉连叫：“柳二哥，照应着些。”只听耳畔呼呼声响，真如列子御风而行，爽快绝伦。那身躯犹如粘住在鹤背上一般。约有两个时辰，鹤便坠下地来。宝玉睁眼看时，见往来人迹尚稀，而村庄篱落，已入尘寰。湘莲道：“宝兄弟，你虽无十万贯缠腰，幸上扬州不远了。送君至此，行将别矣。”……当下哄宝玉回头，湘莲已跨鹤离地，冉冉凌空。……宝玉仰天观看，旋入杳冥，已无踪影，不胜感怅。望见前边雉堞高耸，知是城垣，便将鸳鸯剑系在身旁，慢慢步入城来。见街市上肩摩毂击，来往行人稠密，不知什么地方。因湘莲有上扬州不远之语，错记林公任所为住宅，逢人便问林老爷家。 以上诸例都将殷芸《小说》中提到的“扬州”等同于现在通常所说的扬州，实际上，在清代扬州府东北大街，就矗立着一座“骑鹤楼”。[5](P25)可见，人们早已习惯将这一典故与扬州联系起来了。而有的文学史论著也是如此[6](P100)。不过，殷芸《小说》中的“扬州”却并不一定是后来的“扬州”。北宋秦观《扬州集序》中说：“自汉以来既置刺史，于是称扬州者往往指其刺史治所而已。”殷芸是南朝萧梁人，他编撰的小说中的“扬州”当时的治所为建康(今南京)，后世之扬州(时称广陵)非其所统。[7](P6)① 唐代杜佑《通典》卷一八二《州郡·古扬州下》在叙述古扬州风俗时说： 扬州人性轻扬，而尚鬼好祀。每王纲解纽，宇内分崩，江淮滨海，地非形势，得之与失，未必轻重，故不暇先争。然长淮、大江，皆可拒守。闽越遐阻，僻在一隅，凭山负海，难以德抚。永嘉之后，帝室东迁，衣冠避难，多所萃止，艺文儒术，斯之为盛。今虽闾阎贱品，处力役之际，吟咏不辍，盖因颜、谢、徐、庾之风扇焉。 这一段话在研究扬州文化的论著中经常被引用。不过，杜佑所谓“古扬州”为上古九州之一，所辖范围包括今江苏、安徽、浙江、江西、福建、广东之大部或一部分。显然，其中所说的“扬州人性轻扬，而尚鬼好祀”之类，不只在时间上有古“今”之别，在区域范围上，也不宜与后来的“扬州”简单对应。 与此相关，扬州所辖范围与扬州城也有大小之别，通常人们讨论扬州文化与文学主要是以扬州城为中心的，这是合理的。但江都、仪真、高邮、兴化、宝应、泰州诸县皆为扬州府所辖，其文化同样也是扬州文化的一部分。焦循的《扬州足征录》前十二卷所收志传，传主便包括了上述诸县的人。阮元的《广陵诗事》所采集的对象，也是如此。而从这样的视野看待扬州文化，则其内涵当更为丰富和复杂。如《扬州足征录》载录汪懋麟《吴处士传》，[8](P175-175)记叙了清初著名诗人吴嘉纪的事迹。吴嘉纪是泰州安丰场人，当地滨海，居民多煮盐为业，“性剽悍，喜斗，遇凶岁，或天下多故，即起为盗。平居无事，口舌愤怨辄杀人”，这与人们印象中文静温和的扬州人的性格是不相同的。而吴嘉纪性格孤僻，诗风“严冷危苦”，虽然他也有《扬州杂咏》、《扬州九日》这样的诗作，也吟咏过平山堂、琼花等遗迹典故，但其中浸淫着他一贯的悲苦之音，而代表他创作特点与成就的是反映社会黑暗、民不聊生的诗篇，如他在描写盐民生活的《绝句》诗中写道： 白头灶户低草房，六月煎盐烈火旁。 走出门前炎日里，偷闲一刻是乘凉。 这些却是很少见于其他扬州诗人笔下的。虽然吴嘉纪与其他扬州诗人如汪楫等有交游，也得到过当时在扬州的王士禛等人的赏识，但他基本上还处于扬州主流文化之外。②尽管如此，我们却无法否认，他的创作也是当时扬州文化的一个侧面。历史上早就有人将其诗作置于扬州的大背景下审视，如陆廷抡序其诗曰：“数十年来，扬郡之大害有三，曰盐筴，曰军输，曰河患；读《陋轩集》，则淮海之夫妇男女，辛苦垫隘，疲于奔命，不遑启处之状，虽百世而下，瞭然在目。”[9](P494)可见吴嘉纪的诗反映了扬州特殊而重要的社会问题。而钱湘灵则说：“自王于一死，而扬州无古文；自吴野人死，而扬州无诗。”[9](P514)③更把吴嘉纪视为扬州诗歌的代表。 在通俗文学方面，同样存在着如何面对扬州所辖范围与扬州城的问题。事实上，在扬州评话的表演艺术家中，著名的柳敬亭以及李国辉、顾玉田、胡德田等人都来自泰州，有一首诗形容泰州籍评话家：“说书自古出邗江，再有京江也人帮。堪笑泰东诸道友，乡音未改学扬腔。”[10](P279)[11](P738)这首诗虽语带讥诮，但也表明了扬州评话是由包括了泰州等地在内的表演艺术家共同创造的。而石成金的《雨花香》，标明题材为“扬州近事”，其中除了扬州城的人与事外，还时有写及城外或江都县(第六种《洲老虎》、第二十九种《枉贪赃》)等地的作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