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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地域文学间的流动性与互动性 地域文学不是孤立存在的，地域之间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联系，使地域文学也呈现出流动性与互动性。 促成地域文学流动性与互动性的一个基本条件是作家的流动，这包括扬州籍作家的外流与异地作家向扬州的流动。关于前者，清阮元撰《广陵诗事》卷三中有一段记述： 古诗人每得江山之助。吾郡史蕉饮(申义)之使滇南，乔石林(菜)之莅闽，陶季(澄)之遍历五岳，汪舟次(楫)之出使海外，说者谓“如康乐之于永嘉、柳州之于柳州”也。他若王佐周(令宜)于蜀，作《建南新话》；夏筠庄(之芳)巡台湾，作《纪巡百韵》；赵子淑(有成)客粤西，作《浮湘集》；汪默人(淳修)转饷益州，作《蜀游草》；闵东皋(璠)佐幕滇南，作《滇游日记》，皆有专集行世。[34](P43) 这当然远不是扬州籍作家在外地创作的全部情况，但诗人所谓“得江山之助”，显然不限于籍贯，也包括他们所游历之地。 与此相关，外地人游宦或寄籍扬州的也不在少数。如阮元撰《广陵诗事》卷三载费此度(密)为成都人、孙豹人(孙枝蔚)为三原人。金农在《寒绿斋诗集序》中提到“真州诗人”的共同追求，而他表彰的吴君，居真州，祖上却是“歙溪大族”。[8](P340)值得关注的是，这些外籍人士，在扬州与当地文人融为一体，创作的作品也成为当地地域文化的组成部分。焦循在《扬州足征录》的《自序》中提到《扬州文粹》与《扬州足征录》的区别，“‘文粹’者，存扬人之文，非扬州者不取也；‘足征录’者，存扬州之事，事有关乎扬者，不必扬人之文也，义各有取乎尔。”[8](P1)扬州人与非扬州人的著作，共同构成了扬州文化。前面屡次提到的王士禛就是一个重要的代表。他27岁始任扬州推官，其在自撰年谱中称： 山人官扬州，比号繁剧。公事毕，则召宾客泛舟红桥、平山堂，酒酣赋诗，断纨零素，墨渖狼藉。吴梅村先生伟业云：“贻上在广陵，昼了公事，夜接词人。”盖实录也。[35](P2025)⑧ 正是由于王士禛的倡导，扬州诗文创作出现了一个兴盛的局面。 与王士禛同时的孙枝蔚也是一个突出的例子。孙枝蔚是陕西三原人，明亡后逃至扬州经商。在扬州期间，筑室曰“溉堂”，取意《诗经·桧风》：“谁能烹鱼，溉之釜鞷”，以寓不忘乡关之意，诗作中时时流露出思乡之情，如“我本西京民，遭乱失所依”，“溉堂那足恋，终南亦有梅”(《溉堂诗》)；“广陵不可居，风俗重盐商”(《李屺瞻远至，寓我溉堂悲喜有述》)；“草堂远在清渭北，说与吾儿今不识”(《夏日寄题渭北草堂》)；“我家渭河北，飘然江海东。偶逢旧乡里，握手涕泪同”(《赠邢补庵》)。[36]与此同时，在他的《溉堂集》中，又有大量吟咏扬州的诗作，表现出一种陶醉于扬州诗酒风流生活的欢乐情绪，如《后冶春，次阮亭韵》： 头上韶光去若飞，老人相见故人稀。 少年心性犹能在，偷眼船窗看舞衣。 井通西蜀水连淮，行乐芜城未有涯。 怪煞农家能换酒，田间耕出旧金钗。 这种思乡之情与客居之乐的双重表现，构成了孙枝蔚诗歌的一种独特张力，也为扬州文学地域性在与其他地域交汇中形成的艺术风貌，提供了一个鲜活的例证。 对于不少游宦文人来说，他们创作的地域性是相当开放的，即使暂居一地，也并一定固守一方。如王士禛在扬州的文学活动，丰富了扬州文学的内涵。比如红桥，在王士禛倡议于此聚会之前，并没有什么值得夸耀的文学资本。[37](P55)但王士禛在扬州为官5年，却在公余闲暇时，遍游周边美景，他声称：“予自少癖好山水，尝忆古人身到处，莫放过之言，故在扬州日，于金陵、京口、梁溪、姑苏诸名胜，皆于簿书期会中，不废登临，而公事亦无濡滞者。”[38]这种开放的姿态是研究地域文学中必须顾及的。 除了作家的流动，文学作品的传播也是地域文学流动性与互动性一个表现。朱黄《龚午亭传》在叙及评话艺人龚午亭的影响时说： 道过扬州者归其乡，人必问曰：“闻龚午亭《清风闸》否？或无以应，则诽笑之，以为怪事。是以过扬州者，以得闻为幸，恒夸于众，以鸣得意。[39](P194) 这一记述反映了龚午亭演说的《清风闸》声名远播，这当然包含着对外地文学产生影响的可能性(《飞跎全传》可能对《何典》有影响)。不言而喻，外地的文学作品对扬州也产生过不可忽视的影响。 总之，地域文学是一个地区社会文化生活的表现，但它不是固定的、封闭的。只有从动态角度看待地域文学，才能把握其丰富的内涵。从某种意义上说，多层面的动态本身也是一个地区文学发展水平的表现。与其他地域的文学相比，扬州文学的价值也正体现于它漫长和丰富多彩的历史发展中。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