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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河图》的地学与文学价值 为什么《河图》要依附《山海经》进行创作？这需要从《河图》的作者及《山海经》的性质两方面说起。《河图》的作者现今难以考证，但从《河图》的内容及两汉谶纬发展的特点来看，《河图》可能成于众方士之手。张衡言：“图谶成于哀、平之际。”(59)桓谭云：“今诸巧慧、小才、伎数之人，增益图书，矫称谶记。”李贤注曰：“伎谓方伎，医方之家也。数谓数术，明堂、羲和、史、卜之官也。图书即谶纬、符命之类也。”(60)可知图谶是由西汉末年至东汉的方士伪造而成。刘勰也云：“原夫图箓之见，乃昊天休命，事以瑞圣，义非配经。故河不出图，夫子有叹，如或可造，无劳喟然。”然而后世“伎数之士，附以诡术，或说阴阳，或序灾异，若鸟鸣似语，虫叶成字，篇条滋蔓，必假孔氏”(61)。陈槃直言：“邹衍为方士魁首，秦、汉间方士胥为邹之传人；作谶纬者方士，其书由于方士所依托之《河图》、《洛书》衍变而出，内容与邹衍之学说一一切合……然则谶纬为书，虽直接原于‘海上燕齐方士’，谓间接出于邹衍，或邹衍学说之化身变象，无不可也。”(62) 自秦始皇以来，海上燕齐方士孜孜不倦地追求飞升成仙之术、长生不老之方以进献帝王。然而，徐福入海不还，少翁、栾大等人被汉武帝所杀，使得东汉时期海上寻仙已成为无人效仿的历史。燕齐方士幻想中的蓬莱、方丈、瀛州三仙山也失去了核心地位。因此，当方士们要造谶纬，又要宣扬神仙学说，他们就必须要寻求另一种“神”的体系。在方、仙、道盛行的社会背景下，《山海经》中记载的天帝、神巫、昆仑神境、西王母及各种不死树、不死药、长寿民等非常契合方士们的理论需求。而且，在东汉人的心目中，《山海经》本身就是一部“数术”之书。《汉志》“数术略·形法类”就著录了《山海经》，言：“形法者，大举九州之势以立城郭室舍，形人及六畜骨法之度数、器物之形容以求其声气、贵贱、吉凶。”(63)因是之故，众方士将多种学说融为一体，在邹衍“大九州说”的前提下，以《山海经》为依托编撰了纬书《河图》。 虽然自魏晋以后谶纬学说被历代统治者所禁毁，但谶纬文献的历史价值却得到了后世学者的认同。刘师培在《谶纬论》中对谶纬文献的价值与功能进行了归纳，认为谶纬文献具有“补史”、“考地”、“测天”、“考文”、“征礼”、“博物”六大价值。对于《河图》而言，因其依附于《山海经》，“图载江河山川州界之分野”，“中有七十二帝地形之制”，其“考地”功能更强于其他纬书。刘师培云： 《河图》括地，《遁甲》开山，铜柱辨形，《河图括地象》。铁山稽数。《孝经钩命诀》。流州、玄州释其名，《龙鱼河图》。大秦、中秦辨其地。《河图玉版》。嵎夷、禺铁，同实异名；《尚书帝命验》。赤县、神洲，居中御外。《河图括地象》。天皇被迹，地徵无热之陵；《遁甲开山图》。王母献环，境隔昆仑之阙。《尚书帝命验》。州土，则域区内外，不数邹衍之谈天；《河图括地象》。水泉，则性判刚柔，《河图始开图》。已启夷吾之释地。恒、岱、嵩、华，既辨方而正位；河、淮、渭、洛，亦思义而顾名。《春秋说题词》。凡兹图录之遗，《尚书璇玑钤》言《五帝受录图》，又屡言《河图》之用。《河图》者，即古代之舆地图也。足补《山经》之缺。是曰考地，其善二也。(64) 在以上列举的具有“考地”价值的纬书中，《河图》占有绝对地位，因之刘师培更是特别强调，《河图》“即古代之舆地图”，可补《山海经》之缺。 《河图》对自然山川地理形势有较详细的描述，如其记载黄河之流向云： 黄河出昆仑东北角刚山东，自北行千里，折西行于蒲山，南流千里，至文山。东流千里，至秦泽。西流千里，至潘泽陵门。东北流千里，至华山之阴。东南流千里，至下津。然河水九曲，其长九千里，入渤海。(65) 为研究汉代黄河的走向提供了珍贵资料。《河图绛象》则对黄河“九曲”的地理形势有更具体的记述，将黄河九曲与天上星辰一一对应，在描述山川地理形势的同时，注入了浓厚的谶纬色彩，这是《河图》不同于其他地理博物书的重要特点。再如《龙鱼河图》记载：“东方泰山君神，姓圆名常龙。南方衡山君神，姓丹名灵峙。西方华山君神，姓浩名郁狩。北方恒山君神，姓登名僧。中央嵩山君神，姓寿名逸群。呼之令人不病。”(66)确立了中国五大名山即“五岳”在中国群山中的地位，具有重要的人文和历史意义。凡此种种，皆可考见《河图》之地学价值。 《河图》的行文风格与《山海经》非常契合，但《河图》中的叙述更瑰丽、生动，其文学价值不可小视。挚虞言：“图谶之属，虽非正文之制，然以取其纵横有义，反复成章。”(67)刘勰认为纬书“事丰奇伟，辞富膏腴，无益经典，而有助文章”(68).《河图》显然具备了这些文学特征。除此之外，《河图》的文学价值还体现在对中国古代志怪小说创作的推动。李剑国将此类作品视为地理博物类小说，认为正是《山海经》在两汉时期颇受人重视，从而导致“一些地理博物著作也出现了，其中如《河图括地象》、《河图玉版》、《洛书》、《遁甲开山图》等纬书，都侈谈神怪”(69)。 相对《山海经》，《河图》中的神怪更丰富奇特、光怪陆离，显示了从神话到小说的发展轨迹。如《龙鱼河图》记载黄帝擒蚩尤事，曰： 黄帝摄政前，有蚩尤兄弟八十一人，并兽身人语，铜头铁额，食沙石子，造立兵仗刀戟大弩，威振天下，诛杀无道，不仁不慈。万民欲令黄帝行天子事，黄帝仁义，不能禁止蚩尤，遂不敌，乃仰天而叹。天遣玄女下，授黄帝兵信神符，制伏蚩尤，以制八方。蚩尤没后，天下复扰乱不宁。黄帝遂画蚩尤形像，以威天下。天下咸谓蚩尤不死，八方万邦，皆为殄伏。(70) 这是根据《山海经·大荒北经》中“黄帝擒蚩尤”神话改编而成的。作者成功塑造了蚩尤形象，确立了蚩尤的战神地位，使之成为中国文学史上不朽的经典。《龙鱼河图》又说： 帝伐蚩尤，乃睡梦西王母遣道人，披玄狐之裘，以符授之曰：“太乙在前，天乙备后，河出符信，战则克矣。”黄帝寤，思其符，不能悉忆，以告风后、力牧。曰：“此兵应也，战必自胜。”力牧与黄帝俱到盛水之侧，立坛，祭以太牢。有玄龟衔符出水中，置坛中而去。黄帝再拜稽首，受符视之，乃梦所得符也，广三寸，袤一尺。于是黄帝佩之以征，即日擒蚩尤。(71) 这则故事贯注了浓厚的谶纬思想，显然是方士们特意进行的虚构。由此也可见方士在制纬的过程中是如何将荒诞无征、抽象深奥的谶纬思想与古圣帝王的神话结合起来，使之丰富生动。在这样的叙述中，“黄帝摛蚩尤”神话演变成了情节复杂离奇的志怪小说。 就现存的谶纬文献来看，《河图》最集中地记叙了殊方异域的各种神奇风物。如《龙鱼河图》： 玄洲在北海中，地方三千里，去南岸十万里。上有芝著玄涧，涧水如蜜味，服之长生。流洲在西海中，地方三千里。上多山川积石，名为昆吾石。冶其石为铁作剑，光明照洞如水精，以割玉，如土。□州在南海中，地方三千里。多檀木，可治为弓，鸟见之则号，弓之神名曰曲张。(72) 此类记载与托名为东方朔的《十洲记》何其相似，行文秀丽简洁，读来趣味盎然。相较而言，“七纬”记载的神怪极少，内容主要是古代圣王传说，行文板滞枯燥，说教与政治的意味极重。而《河图》却容纳了各种神鬼灵怪、奇异风物，充分体现了时人丰富的想象力，其文风也更活泼清新。当魏晋政权开始禁绝谶纬，《河图》所记神话、灵怪传说、异域风物从谶纬的枷锁中解放出来，就成了文人创作的珍贵素材。而《河图》所激发的想象力、拓展的叙事模式不但对六朝志怪小说的发展与盛行具有重要的推助之功，也丰富了中国古代散文的创作风格。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