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徐志摩全集》：不断“全”起来的资料汇编 《徐志摩全集》版本众多，我们常看到的主要有以下几种：1.台湾版：梁实秋主编，张幼仪协助，1969年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出版，共六辑。第1辑为纪念文章与年谱(包括少量未刊稿)，第6辑为遗文，其余4辑均为影印徐志摩著作的单行本。这是徐氏第一套全集，但也可能是最不全的全集。2.香港版：陆小曼主编，赵家璧协助，1983年10月商务印书馆香港分馆出版，分五集，包括诗集、散文集（甲、乙）、散文集（丙、丁）、小说集、戏剧·书信集，所收文章也不全；1988年，商务又出了一套增订版，共四卷，由吴宏聪、胡丛经编订。前后共九卷，可组成完整的徐氏全集。3.三人合编版：1991年7月，由赵遐秋、曾庆瑞、潘百生合编，广西民族出版社出版，共五卷。4.韩石山版：韩先生写过《徐志摩传》，也编过全集，2005年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共分八卷：第一至三卷为散文，第四卷为诗歌，第五卷为小说、戏剧和日记，第六卷为书信，第七卷和第八卷为翻译作品。第八卷后面附有徐志摩“著译系年”和“单本著作目录”。这个版本资料收集比较全，校对上也下了功夫。5.顾永棣版：顾先生长期从事徐志摩资料收集工作，由他最新编订的《徐志摩全集》于2015年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包括《诗歌卷》《散文卷》《评论卷》《小说戏剧卷》《日记卷》《书信卷》共六卷，总计285万字。顾版资料收集也比较全。 1983年香港版《徐志摩全集》最具传奇性。它名称原为“志摩全集”，由陆小曼主编，后改为“徐志摩全集”，分别由沈从文、陈从周、赵家璧作序。其中，作为全程参与者的赵家璧撰写的长序不仅详细记述了全集从策划、资料搜集、编纂、出版的全部过程，还涉及到胡适、凌叔华、陆小曼、林徽因、梁实秋、陈从周等众多人物以及与之相关的文学事件，所以，这也是一篇很重要的文献资料。这个早在徐氏逝世一年后开始酝酿、1935年正式排上日程的编纂工作，穿越抗战烽火，三年内战，其间又屡遭人世纠葛，直到1983年才最终完成使命。之所以说它具有传奇性，不仅因为跨越几个时代才得以面世，更因为它在历史境遇中一次次“化危为安”的经历让后人感慨万分。比如，假如没有陆小曼、赵家璧这样的视全集为生命的资料搜集者、整理者，假如商务印书馆没有派人精心编校、排版，打好纸型并将之完整保存下来，假如商务印书馆没有将打好的清样稿归还原编者陆小曼，假如特殊时期陆小曼没有将清样交给陈从周，假如在“文革”时期陈从周没有将清样稿交给北京图书馆保存……这一系列“假如”只要有一个环节出了问题，它也就可能消于尘世了。 韩石山版的《徐志摩全集》除了在资料收集及校对方面下了大功夫外，在编纂体例上也有所创新。一是采用“分类编年体”体例。关于它的特点及好处，韩先生说：“这是以上几种全集都没有采用的办法。一则是因为，徐志摩生前、死后出版的单本著作，约占他全部著译的2／3，且体例多不讲究，以单本著作为框架，势必庞杂凌乱，无章可循；再则，既是全集，就该由远及近，有条不紊，便于阅览，也便于索检；最重要的是，全集应显示出作者成长的轨迹、为文的全貌，体现他文学上乃至文化建设上的成就。要达到这样的效果，还是分类编年体为佳。”二是将散文卷置于诗卷前。韩先生认为“将散文卷置于诗卷之前，不完全是数量上的考虑，而是考虑到他的散文在他的全部著作中的分量。”（《我编〈徐志摩全集〉》，《山西文学》2005年第6期）韩版全集共八卷，散文占了三卷，足见散文在徐氏文学创作中的地位。编选体例上的创新反映了编者不同寻常的眼光和对徐氏创作成就的新认识。 香港版、台湾版都陆陆续续进入中国大陆。其中，香港版由上海书店影印出版，但韩版、顾版依然是目前资料收集最为齐全的版本。尽管如此，上述几种全集仍有待完善。陈子善先生就做过考证，认为至少有以下资料当编入全集：以徐志摩笔名发表的《祀孔记盛》《记骆何堃全谊事》等文言文；以本名徐章垿发表的《渔樵问答》《论臧榖亡羊事》《说发篇一》《贪夫殉财烈士殉名论》等文言文；《社会主义之沿革及其影响》和书评《乐士康庄》《自由国家之社会》；致刘海粟、江绍原、丁文江和《致〈罗宾汉〉主撰》等佚简；1923年在北京《晨报》上发表的《为什么不？》（最早由陈子善先生考证出的）；徐氏各种题词，比如前述给张幼仪的赠言。除了上述资料外，我觉得，徐氏在国内外的通信亦有待发掘。特别是在国外的通信，目前，我们能看到的似乎只有《徐志摩英文书信集》（梁锡华编译，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9年3月初版），这方面的资料应该还有不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