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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载道之“载”的个体性 在批判“文以载道”时，没有比载道派将文学喻为载道的“器物”(如王安石的“容器”、周敦颐的“虚车”之喻)更令人们反感的了，因为文学工具论也曾有类似的器物之喻，如文学是“炸弹与旗帜”、“齿轮与螺丝钉”。这导致人们认为，无论是载道之“载”，还是工具论的“服务”，都使文学在政治面前丧失了独立性与批判功能。吴炫说：“‘文以载道’的‘载’字对文学的工具性强制，已经取消了文学对‘道’的‘本体性否定’功能，并最终使得文学形同虚设。”(35)事实果真如此吗？未必。与其说历代的载道派是在确认文要载道，不如说是想通过文来阐发道的大义，阐发就是创造生成。可工具论不同，它规定文学在政治面前只能是技艺与工具，这样一来，文学也就成为低于政治的、仅提供服务的依附性活动。载道之“载”是个体性的文学行为。 其一，载道的言志性。如韩愈就将“道”作为一种担当来践履，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他为辟佛上书进谏，触动皇威，几被处死，但不改志向，写诗明志：“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这样的载道不就是言志？韩愈有“物不得其平则鸣”说，用于创作上就是“人之于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36)。“不平则鸣”是言志的另一种表述。柳宗元与韩愈一道领导古文运动，遇观点不合时，他都提出自己的看法，驳斥韩愈的天人感应观、史官危险论，可见他们同样追求载道，却体现了不同个体的思想独立性。欧阳修提出“诗穷后工”的观点，就是强调诗言志，他认为正是梅尧臣的“不得志”使其成为重要诗人。虽然惋惜诗人没有得到重用，但证明了诗言志的必然性与必要性，“内有忧思感愤之郁积，其兴于怨刺，以道羁臣、寡妇之所叹，而写人情之难言，盖愈穷则愈工”(37)。欧阳修亦以坚定的意志来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同样是将载道转换成为志向来践履。说载道派失去个体性，是不准确的。 王禹偁则从道的不能实现角度讨论了道与志的关系，结果，载道变成了言志，言志变成了重文。王禹偁说：“夫文，传道而明心也。古圣人不得已而为之也。且人能一乎心至乎道，修身则无咎，事君则有立。及其无位也，惧乎心之所有，不得明乎外，道之所蓄，不得传乎后，于是乎有言焉；又惧乎言之易泯也，于是乎有文焉。”(38)文人所坚守的道，之所以转变成文人之志，关键在于没有获得外在支持予以实现，但又于心不甘，故抑郁成志，藏乎内心，寻找表现的机会，这时候就自然地用文学来实现这个意愿。 如朱熹，表面看，与言志相去甚远，但他也提出了与言志近似的“自发”观点，说明载道与言志的相通。朱熹说：“贯穿百氏及经史，乃所以辨验是非，明此义理，岂特欲使文词不陋而已？义理既明，又能力行不倦，则其存诸中者，必也光明四达，何施不可！发而为言，以宣示其心志，当自发越不凡，可爱可传矣。今执笔以习研钻华采之文，务悦人者，外而已，可耻也矣！”(39)又说：“然则诗者岂复有工拙哉？亦视其志之所向者高下如何耳。是以古之君子德足以求其志，必出于高明纯一之地，其于诗固不学而能之。”(40)朱熹要求文章表现义理内容，但也强调应该“自发”而“宣示心志”，说明表现义理与言志不冲突。论到诗时，强调了“诗言志”的传统，他的“德足以求其志”，通过“德”转化为“志”，将言志与载道统一起来了。即使在人们视为偏执的载道派那里，也能在载道与言志之间寻找相关性，可见载道不是言志的必然对立面。 载道能够转换成言志，在于道的坚守是与个体结合的，这样，载道就必然打上个体烙印。载道观与言志观的并存，表现了中国古典文论的张力，不可用载道去否定言志，也不可用言志去否定载道。载天下之道，言个人之志，将中国杰出知识分子的内在心性统一起来了。表现在文体上，往往是用文来载道，用诗来言志；表现在出处上，达则载道，穷则言志。 其二，载道的批判性。载道观往往被打上了为统治者服务的标签，可实际上它是一种批判实践。梅尧臣指出：“圣人于诗言，曾不专其中，因事有所激，因物兴以通。自下而磨上，是之谓国风；雅章及颂篇，刺美亦道同。”强调创作来自对外在事物的内在反应，并非纯粹追求什么技巧。在涉及文学功用时，也是美刺并重，既肯定歌颂，也肯定批判，明确反对“人事极谀谄”，并以屈原为例，赞扬了“愤世嫉邪意，寄在草木虫”(41)。载道的主张者往往都是身体力行的批判者，关注民生，批判朝政，质疑统治者的执政能力。韩愈《毛颖传》塑造了毛颖(即兔毛笔)形象，它位列宫室，为上所用；善随人意，不分正直邪曲巧拙；一旦废弃，却又没有任何怨言。韩愈用拟人化的方法，勾画出极其可怜复可悲的奴才相，以寓言形式批判了封建统治者的昏聩无能，讽刺了封建帝王的寡情少恩，文章的尖锐性、针对性都非常强。柳宗元的《捕蛇者说》更是明证，直接描写朝政腐败、赋税繁重的现实，借捕蛇者没有其他活路的事实，揭露了民不聊生的现状。这里没有为统治者辩护，如将民生痛苦曲解成只是暂时的、局部的非本质现象，而是直指整个统治者，表现了作家敢于批判的勇气。文章引用孔子的“苛政猛于虎”一语作结，说明批判朝政是载道派的传统，载道是暴政的对抗者。刘熙载曾高度评价：“柳州系心民瘼，故所治能有惠政。读《捕蛇者说》、《送薛存义序》，颇可得其精神郁结处。”(42)何以柳宗元能如此？因为他一直强调“道之及，及乎物而已耳，斯取道之内者也”(43)。道与现实是分不开的，所以他要通过对现实的观察、分析与批判来呈现道的真义。 范仲淹曾因批评朝政触怒上司被贬，欧阳修不但不规避，反而上书为他辩护，这就是载道派的批判精神。欧阳修一方面指出范仲淹“平生刚正、好学通古今，其立朝有本末，天下所共知”，一方面指出诋毁范仲淹的左司谏不愿承担谏官责任，是“君子之贼”，不知人间羞耻。欧阳修清楚上书充满政治风险，做好遭贬准备，“愿足下直携此书于朝，使正予罪而诛之”(44)。欧阳修体现的不是简单的朋友之情，是为天下公理的辩护，为道的精神的辩护。这种敢于批判朝政的无畏精神，在当时不多见，在日后也不多见，它出现在载道派的文人身上，正说明载道赋予文人以批判社会现实的勇气与力量。事实上，集中在载道观下的文人，多是有骨气的文人。那些临事苟且、不辨是非、媚上欺下的文臣，根本不配主张载道。 单独地来看载道观，会认为它的内涵单一。但结合与其共生的言志、诗史、忧患、美刺等观念一起看，就可发现它们之间的相通性，言志使载道的表现个人化了，诗史使载道的承担历史化了，忧患使载道的体验情感化了，美刺使载道的功能平衡化了。载不是被动的接受，而是主动地承担，并且正是这种对道的个体承担形成了道统，从而以一种独立的思想传承的方式反作用于政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