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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文以载道”：一种“文论原型” 其实，“文以载道”是一种“文论原型”，在中国古代文论的演递中反复出现，共有一种观念基础，所形成的不同称谓之间具有极强的“家族相似性”。这个原型历经各代的阐释，当然具有自身的复杂性与丰富性，但凝聚成它的核心内涵，以此作用于中国古代的文学创作，形成古代文学的某一传统特性。研究“文以载道”有两种方式：一是研究它的历代变迁，由此入手研究及阐发各家不尽相同的观点，这是一种相异性研究；一是研究它的变中不变，由此入手淡化各家的相异性，寻找其作为“文论原型”的共约性。 历时的把握可见“文以载道”经历了如下发展阶段：在孔孟处，发生了这一思想，践履仁政的坚定与提出“思无邪”的诗教，埋下了载道观的一颗种子。至扬雄、刘勰，道开始与儒道结合，并提出文与道的关系，刘勰提出了“文从道出”与“文以明道”的观点，文道观的雏形初现。在韩愈与柳宗元这里，载道观正式形成，载儒家之道，写天下文章，既为理论又为实践。至宋代，欧阳修及三苏的登场，理学家二程、朱熹的出现，使得载道观趋向全面化与体系化。五四以来，现代文论界的批判，倒是揭示了载道观不能兼容于现代文学观的古典性与独特性。类型的把握可见文以载道在不同阐释之中形成了某些共识，这正是它在传统文论领域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原因所在。主要表现为以“文—道”关系为论述核心，从道的一面衍生出德、理、事，构成“道→德→理→事”的论述框架，论德、论理与论事，都与论道相通，所以，不能简单地抓住论述中的重德、重理或重事，就将其与论道相分离。相反，也不能抓住论述中的重道，就将其与论德、论理与论事相分离。如经学家论德、道学家论理、政治家论事与古文家论道，确实有侧重的不同，但未必有根本的冲突。如韩愈着重论道，但并非不及理，不及事，其所论即为理与事。柳宗元论事，但并非不论道。以此类推，王安石论事多于论道，但其事是道。朱熹论理多于论事，但其理也同时指向道与事。从文的一面衍生出饰、学、达，构成了“文→饰→学→达”的论述框架，论饰与论学，都与论文相通。所以，不能简单地认为论饰或论学与论文无关，尤其是与重视创作规律无关。韩愈论文重学，其实就是重视文的创造规律，因为文的创造规律正蕴含在文学传统中，需要通过学习才能领略。周敦颐等人将文比作饰，并非就是完全地轻视文，他们也强调学，强调形成“自家腔子”，这与创作要求个性的主张一致。如果说今人论文学往往强调它的独创性，那古人论文学往往强调它的传承性，这其中包括了要求独创性，而非否定了独创性。 “文以载道”不同于文学为政治服务。造成混淆的原因是人们在文化统一性的背景下来讨论功利性文学观的同一性，没有看到工具论是在这一整体文化有所断裂的情况下生成的，它与载道观之间的文化共性，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大那么深。我们不能简单地将载道观所具有的特性放在工具论上，也不能简单地将工具论的不足视为载道观的遗传。载道观与工具论代表着文学政治学的两种不同建构方式。“文以载道”实有四种基本特性：道的超越性、文的本体性、载的个体性、用的教化性，对应于文学工具论的政治实用化、文学技巧化、作家职业化、功能宣传化。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