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容提要：百年现代文论界一直将“文以载道”视作一种工具论的文学观加以批判，忽略了“文以载道”作为一种“文论原型”具有道的超越性、文的本体性、载的个体性、用的教化性，文以载道与文学工具论代表了文学政治学的两种不同的建构方式。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文学政治学的历史形态与当代创新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3BZW002 作者简介：刘锋杰，苏州大学文学院 批判“文以载道”，可谓百年中国文论最大的“错案”，人们多责难它是工具论的文学观。王国维说它“无纯文学之资格”①。周作人指出，以“孔子为中国文章之正宗”，“束缚人心”，“至不惜折其天赋之性灵以自就樊鞅”②，后来又明确肯定“言志文学”，反对“载道文学”。陈独秀大加挞伐：“余尝谓唐宋八家之文之所谓‘文以载道’，直与八股家之所谓‘代圣贤立言’，同一鼻孔出气”③。胡适强调：“吾所谓‘物’，非古人所谓‘文以载道’之说也。”他的“物”主要指情感，“情感者，文学之灵魂”④。刘半农认为：“不知道是道、文是文。二者万难并作一谈。”⑤从“五四”前后转向20世纪80年代乃至新世纪，对文以载道的批判没有停止。邱明正说宋代理学家“认为道是文的唯一源泉，‘文皆是从道中流出’，文只是道的分泌物。这就把文艺的特性完全抹煞了”⑥。张隆溪评价说：“文以载道，把文学看成传道明理的工具，而不注重文学本身的价值。”⑦赵宪章表示：“‘文以载道’的弊端就起因于‘文道’二分。……所关心的并非最贴近审美经验的‘文’，而是超越‘文’的现实存在，直取‘道义’本身。”⑧上述三位学者都反对文学上的内容决定论，所以也都反对“文以载道”。 同步发展的古代文论研究，对这种批判有所弥补，其中郭绍虞与钱钟书是两个关键人物，但都未能扭转批判定势。郭绍虞系统研究了文道关系，形成三派四类型的说法，分指贯道派(以韩愈、柳宗元为代表)、载道派(二程、朱熹为一类型、王安石为一类型)与明道派(以三苏为代表)⑨，郭绍虞没有全盘否定贯道派与载道派，但更推崇明道派。郭绍虞揭示了文道关系的丰富性，本来可以作为评价“文以载道”的参照，可惜现代文论界忽略了这一成果。钱钟书意在打破言志与载道的二元对立，认为一论诗，一论文，“似乎不是两个格格不相容的命题”；“在传统的文学批评上，原是并行不背的，无所谓两‘派’。所以许多讲‘载道’的文人，做起诗来，往往‘抒写性灵’，与他们平时的‘文境’绝然不同”⑩。照此理解，言志与载道本无高下优劣之分，更不是划分文学与非文学的标尺。若启用钱钟书的观点，就很难简单地将“文以载道”否定掉，因为它只是一种有一定边界、专述某个问题、具有自身特性的观念，本来没有笼罩全部文学并解释它的功能，何以要从全部文学的整体性质角度来要求它、责难它？更进一步看，“文以载道”是基于中国古代的“文”概念，从道本体角度看文学，主要研究文学与政治关系的一种文论观，无须承受现代纯文学观对其缺乏针对性的批判。 百年文论对“文以载道”的批判，犯了三个错：一，将孔孟污名化，认为孔孟代表了落后的封建统治者的利益，必除之而后快。即使是在古代文论界，也未能避免这个病症。殊不知作为民族文化的象征之一，孔孟之道自有其生成的特殊性及其对民族精神建构的有效性。二，将道与政治相混淆，在反对文学为政治服务的过程中，自然反对文以载道。可是，道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往往成为特定政治的对抗者，载道之作往往就是批判之作。三，将载道观与文学的创作规律相隔离，认为它是对文学形式的完全否定，可事实上载道派往往是文学大家，甚至是第一流的文学家，这足以证明载道与从事创作不是必然冲突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