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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传统文人与现代学堂 当初新文化运动兴起，旧派人物颇多不以为然，但挺身而出与之直接对抗的，却是前北大教员林纾。按世俗观念，这位前清举人、以翻译西洋小说起家的老先生，作为旧派人物的代表，分量其实是不够的(50)。你想代表旧派发言，可人家旧派并不怎么领情。林纾的这一尴尬处境，陈独秀早就说透：“其实林琴南所作的笔记和所译的小说，在真正旧文学家看起来，也就不旧不雅了。”(51)既然如此，林纾为何还要强出头呢？ 除了上面提及的他与北大的“离合悲欢”，还有就是林纾对于自家古文水平的过分自信。1906-1913年任大学堂教习期间，除了结交名士，出版译作与自家小说，林纾在古文教学及推广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如1907年应张元济、高梦旦之邀，编选十卷本的《中学国文读本》。这套1908-1910年间由商务印书馆陆续推出的古文读本，由当下(清朝)上溯周秦汉魏，林纾不仅自选篇目，逐文评批，每卷前还有序言(如《六朝文序》《唐文序》《宋文序》等)。类似的选本及评点，还有《评选船山史论》(1910)、《左孟庄骚精华录》(1913)、《〈古文辞类纂〉选本》(1918-1921)、《左传撷华》(1921)、《庄子浅说》(1923)、《林氏选评名家文集》(共十五册十六种，1924)，以上各书，都是由当年在出版界坐头把交椅的商务印书馆印行。在林纾为“力延古文之一线”而作的四种努力中(52)，比起亲自写作(如《畏庐文集》《畏庐续集》《畏庐三集》)、理论撰述(《春觉斋论文》《韩柳文研究法》《文微》)、招生授业(组织古文讲习会等)来，这选文及评点或许更值得注意。此等事务，琐琐碎碎，卑之无甚高论，但发行量大，市场占有率高，影响力不可小觑。 大概是互相关联，评点家林纾刊行自家所撰古文，销路也很好。1910年4月商务印书馆刊行的《畏庐文集》，选历年所作古文109篇，据前京师大学堂及北大同事姚永概1916年称：“畏庐名重当世，文集已印行者，售至六千部之多。”(53)到了1924年，商务印书馆刊行《畏庐三集》，曾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的高梦旦为其撰序，调门进一步提升：“畏庐之文，每一集出，行销以万计。”(54)为人作序，总是多说好话；但林纾的古文集得到读者的广泛认可，这应该不会假。正是因为有很好的销售业绩，商务印书馆才会在刊行林译小说的同时，不断邀林纾编选及评点古文。 无论出版文集还是选评古文，均得到读者的热烈欢迎，这就难怪林纾充满自信。所谓归有光以后古文第一人的“自我期许”(55)，可不是随便说说而已。同是闽籍老乡，年岁相仿且志趣相投的严复(56)，对林纾的古文评价就很高。《严复集》中收录二诗，《题林畏庐晋安耆年会图》曰：“纾也壮日气食牛，上追西汉攡文藻。”《赠林畏庐》则是：“尽有高词媲汉始，更搜重译续虞初。”(57)后者乃严复为预祝林纾七十寿诞而撰，成于1921年9月27日，一个月后严复病逝于福州(58)。不仅严复这么看，史家钱基博对林纾的古文也有肯定的评价：“当清之季，士大夫言文章者，必以纾为师法”；“盖中国有文章以来，未有用以作长篇言情小说者，有之，自林纾《茶花女》始也。”(59)钱著《现代中国文学史》中这两句评语，可是“一字千钧”。不过，这里所说的“文章”，特指古文——准确说，应该是文言文。 出书多，在社会上影响大，不等于就学问渊深，文章精美。在专门家眼中，即便限制在唐宋古文派，林纾的地位也没有那么高。同为福建壬午科举人、后曾在京师大学堂同事且多有唱和的陈衍，便喜欢嘲笑林纾没学问。1932年阴历除夕，陈衍与后辈钱锺书谈近世学人之不能“根柢经史”，单靠“道听途说，东涂西抹”，举的例子便是严复、林纾与冒鹤亭。严复是留学生，“半路出家，未宜苛论”；而“琴南一代宗匠”，学问竟如此空疏，实在不能原谅。据陈衍称，林纾“任京师大学教习时，谬误百出”，“予先后为遮丑掩羞，不知多少”(60)。这还只是私下议论，无伤大雅；章太炎不一样，公开撰文抨击。1910年，流亡日本的革命家章太炎在《学林》第二册发表《与人论文书》，其中论及严、林文章： 并世所见，王闿运能尽雅，其次吴汝纶以下，有桐城马其昶为能尽俗(萧穆犹未能尽俗)，下流所仰，乃在严复、林纾之徒。复辞虽饬，气体比于制举，若将所谓曳行作姿者也。纾视复又弥下，辞无涓选，精采杂污，而更浸润唐人小说之风。(61) 在尊崇魏晋文章的章太炎看来，林纾与严复的国学修养及古文写作，水平都不高，起码在同代人中不算优秀。这里有文派之争，牵涉章氏的学术立场；除此之外，也与太炎先生好作高论有关。 问题在于，辛亥革命成功，章太炎的声誉如日中天，弟子们纷纷进京任教。相形之下，历来对喜欢在文章中卖弄学问的“汉学”不以为然的林纾(62)，则显得日渐没落。在《与姚叔节书》中，林纾大谈如何“不容于大学”，尤其对“以挦扯为能，以饾饤为富”、“剽袭汉人余唾”的“庸妄钜子”大加讨伐(63)。几年后，在一则公开发表的书札中，林纾称此“好用奇字，袭取子书断句，以震炫愚昧之目”的“庸妄钜子”，其弟子沈君在大学堂讲《说文》(64)，这等于是不点名的点名。很明显，林纾是将自己的去职直接归咎于章太炎此前的批评。不能说这种怨怼没有任何道理(65)，但只是埋怨章太炎，将此学术史上的大转折解读为个人恩怨，显然是把问题简单化了。 在林纾看来，前有“庸妄钜子”章太炎的恶毒攻击，后有“目不识丁，坏至十二分”的何燏时校长的昏庸裁断，自己才会被北京大学解聘。可实际上，导致林纾等老派人士去职的，是整个大的政治环境，以及教育制度的变化。说白了，林纾讲授古文的特长，如今已“英雄无用武之地”了。某种意义上，这一教育制度变革及思想文化演进的过程，林纾还曾积极参与其中。 1897年年底由友人魏瀚出资在福州刻版印行的《闽中新乐府》，是林纾的第一部诗集，内收新乐府诗29题32首，属于那个时代常见的提倡变法维新、救国自强的启蒙读物。其中多首涉及教育制度的反省，如《村先生》《兴女学》《知名士》等。《破蓝衫》之嘲笑八股文与科举制，尤其值得注意：“吁嗟乎！堂堂中国士如林，犬马宁无报国心？一篇制艺束双手，敌来相顾齐低首。”此诗篇以“救时良策在通变，岂抱文章长守株”结束(66)，显示了林纾的见识。虽系一介书生，且以教书及写作为业，但林纾很清楚国家的命运在于变革学制。 甲午战败，改革教育制度的呼声日高。1896年6月，刑部左侍郎李端棻奏请广开学校(67)；同年7月，山西巡抚胡聘之要求变通书院(68)。一反省新式学堂之得失，一提倡旧式书院的改造，共同目标是培养具备“真才实学”、能够“共济时艰”的“有用之才”；具体策略是加强“天算格致农务兵事”等西学课程，而摒弃“溺志词章”这一中国旧式教育的通病。日后的创建京师大学堂等，大致依此路径。 改革旧的学制，引进西式学堂，这是那个时代开明人士(包含封疆大吏)的最大共识。因此，即便康梁变法失败，京师大学堂照样成立，学制变革仍在推进。这一历史潮流，毫无疑问，林纾是认可的。在1907年所撰《〈爱国二童子传〉达旨》中，有这么一段： 强国者何恃？曰恃学。恃学生。恃学生之有志于国。尤恃学生人人之精实业。……今日学堂，几遍十八省，试问商业学堂有几也？农业学堂有几也？工业学堂有几也？医业学堂有几也？朝廷之取士，非学法政者不能第上上，则已视实业为贱品。中国结习，人非得官不贵，不能不随风气而趋。(69) 中间省略部分，是论证过去读书人苦攻八股，学的是宰相之业；如今八股消停，则转而专力于法政，“法政又近宰相之实业矣”。在林纾看来，只有学生们愿意攻读实业，才是国家之福。因此，“吾但留一日之命，即一日泣血以告天下之学生请治实业以自振”(70)。此文很有时代气息，也很能显示林纾的眼界与胸襟，故曾被郑振铎选入1937年生活书店版《晚清文选》。 可也正因为新式学堂注重“实业教育”，这一时代潮流，促使林纾等传统文人日渐边缘化。因张之洞、张百熙等人的努力，“学堂不得废弃中国文辞”终于得到了部分落实，大学堂里设立“中国文学”科目乃至学门。查1903年颁布的《大学堂章程》，在“文学科大学”里专设“中国文学门”，主要课程包括“文学研究法”、“历代文章流别”、“古人论文要言”、“周秦至今文章名家”、“西国文学史”等十六种。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要求讲授“西国文学史”，以及提醒教员“历代文章源流”一课的讲授，应以日本的《中国文学史》为范本。此前讲授词章之学，着眼于技能训练，故以吟诵、品味、模拟、创作为中心；如今改为文学史，主要是一种知识传授，并不要求配合写作练习。诗文一事，虽说“诵读既多，必然能作”；但新式学堂排斥吟诗作文，将文学教育的重任主要交给了“文学史”，这已经注定了林纾等古文家在现代大学迅速没落的命运(71)。 现代大学设置很多专业，“中国文学”只是其中一课程、科目或学门；即便专研“中国文学”，也并非只学“古文”，还有诗词、小说、戏曲乃至外国文学等可供选择。退一万步，特别青睐“古文”者，也不一定对林纾的教学方式感兴趣。这就说到了林纾等桐城文家教学的长与短——长于体味、鉴赏、模仿，而短于视野、考辨、阐释。无论选本及评点，还是《春觉斋论文》《韩柳文研究法》《文微》等，林纾编撰的诸多涉及古文的书籍，均有此特点。不要说版本及考证，单是文章源流的辨析，陈衍的功力也在林纾之上——《石遗室论文》中若干重要论述，经由弟子陈柱《中国散文史》的传播，日后在学术史上留下了印记。林纾《春觉斋论文》的精彩之处，在于“应知八则”、“论文十六忌”、“用笔八则”等，至于“流别论”则没有什么高明的见解。正如舒芜所说，林著“对散文技巧的研求，一些个别论点，今天也还有可以借鉴的”，但“形式主义的烦琐，马二先生式的鄙陋，例如津津乐道归有光、姚鼐的圈点之妙之类”，实在不敢恭维(72)。这半个世纪前的评述，虽稍嫌苛刻，但大致判断准确。与此相近的，还有黄霖在《近代文学批评史》中的评价：“林纾的文论著作，虽有综合前人之功，条分缕析之力和不乏真知灼见之处，终因缺乏一种恢弘气象和新的理论开拓，故难免给人以陈腐、琐碎的感觉。”(73) 这不全然是才气问题，首先是工作目标的设定。林纾选评《古文辞类纂》时，在序言中含沙射影，批驳那些主张“古文宜从小学入手”或作文“时时复搀入东人之新名词”者(暗讽章太炎及梁启超)，而后极力推荐姚鼐的《古文辞类纂》。下面这段话，前半指向姚鼐，后半更像是自我表白： 鄙意总集之选，颇不易易，必其人能文，深知文中之甘苦，而又能言其甘苦者。则每篇之上，所点醒处，均古人之脉络筋节；或断或续，或伏或应，一经指示，读者豁然。(74) 虽说熟读韩文(75)，沉潜把玩，深思有得；而真正作文时，林纾追摹的是桐城文派。在林纾眼中，桐城古文“取径端而立言正”，而“天下文章，务衷于正轨”(76)。严整、干净、不枝蔓、无芜辞，这确实是桐城及林纾文章的特点，可过分循规蹈矩的结果是文章干瘪，缺乏生气。若连姚鼐装点门面的“考据”，以及曾国藩竭力引进的“经济”都不要了，只剩下那并不怎么高明的“义理”，和若干琐琐碎碎的技法(“辞章”)，这古文是没有出路的。 要说学作古文，林纾不避琐碎，肯说多余话，循循善诱，确实能使“读者豁然”。虽说无法深入堂奥，但毕竟引路有功，这或许是教书匠的宿命。1916年商务印书馆推出的《浅深递进国文读本》，很能显示林纾的特点——此书精选历代古文78篇，依原题重作一浅一深两篇，供学习参考用。可以这么说，教人学写古文，林纾很用心，也很有一套。问题在于，科举制度已经废除，而大学里讲授中国文辞的，重学养而轻技巧，不再以模拟写作为目标。在新的教学体系中，林纾的才华派不上用场。对比早年北大的四部文学史讲义——刘师培的《中国中古文学史》、黄侃的《文心雕龙札记》、林纾的《春觉斋论文》、姚永朴的《文学研究法》，除了学派(前两者推崇六朝，后两者独尊唐宋)，还有就是： 前者学养丰厚，后者体会深入，本该各有千秋。可为何前者一路凯歌，而后者兵败如山倒？除了时局的变迁、人事的集合，更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六朝的文章趣味与其时刚传入的西方文学观念比较容易会通；一是朴学家的思路与作为大学课程兼著述体例的“文学史”比较容易契合。因而，此后几十年的“中国文学史学”，走的基本上是刘、黄而不是林、姚的路子。(77) 专业化教育的大趋势，使得即便讲授“中国文学”，注重的也是文学史的演进脉络，而不是具体的写作技巧。这么一来，大学堂里的位置，“文章家”必定逐渐被“学问家”所取代，这对林纾等古文家的打击是致命的。 1911年，上海国学扶轮社刊行《文科大辞典》，林纾为其撰序言，对借古文存国故仍有强烈的自信： 综言之，新学既昌，旧学日就淹没，孰于故纸堆中觅取生活？然名为中国人，断无抛弃其国故而仍称国民者。仆承乏大学文科讲席，犹兢兢然日取《左》《国》《庄》《骚》《史》《汉》、八家之文，条分缕析，与同学言之。明知其不适于用，然亦所以存国故耳。(78) 可当有一天，人家告诉你，新学、旧学确实可以并存，古文也很有价值，只是不能像你那么教，应在“文学史”的框架中重新定位并阐释。现代大学所需要的，是知识渊博的学者，而非趣味高雅的文人——借用传统术语，那就是大学里的文学教授，开始从“文苑传”向“儒林传”转。如此大趋势，对于林纾等传统文人来说，无疑是灭顶之灾。 还有一点，时代变了，大学选教员，不是看古文水平高低，也不管你尊桐城还是崇六朝，关键是看“学术背景”。林纾的去职与北大的转型，二者间存在某种隐秘的关系。沈尹默谈及何燏时、胡仁源两任校长陆续引进朱希祖、沈尹默、马裕藻、沈兼士、钱玄同、黄侃等章门弟子，理由是“太炎先生负重名，他的门生都已陆续从日本回国”(79)。老师声誉高，这固然好；但弟子们都是“陆续从日本回国”，这一点也很重要。稍为排列一下：朱希祖1905年官费留学日本，入早稻田大学攻读史学专业；马裕藻1905年公派赴日，先入早稻田大学，后转东京帝国大学；沈兼士1905年自费东渡日本，入东京物理学校，同时拜入章太炎门下；黄侃1905年赴日避难、游学，师从正在日本举办国学讲习会的章太炎；钱玄同1906年赴日本早稻田大学习师范，1908年与鲁迅、黄侃等师从章太炎研究音韵训诂及《说文解字》；沈尹默1905年与其三弟兼士一起自费赴日，游学时间不长，也未正式注册(80)。如此履历，对于浙江老乡、同样留日的前后两任校长来说(81)，是很有诱惑力的。 其实，林纾很敏感，也了解时代风气的变化。人前捍卫古文尊严，似乎很自信；私下里教孩儿读书，也都充满困惑与挣扎。熟悉近代史事的人，大概都会记得这两个细节：1924年9月5日，林纾为擅长古文的四子林琮立下遗训：“琮子古文，万不可释手，将来必为世宝贵”；10月8日病情恶化，林纾以食指在林琮手上写道：“古文万无灭亡之理，其勿怠尔修。”(82)第二天，一代文豪林纾与世长辞。 可现实生活中的林纾，还有另外一面，那就是不断叮嘱孩儿学洋文。先看林纾如何提醒古文根基甚好的四儿林琮：“学生出洋，只有学坏，不能有益其性情，醇养其道德。然方今觅食，不由出洋进身，几于无可谋生。余为尔操心至矣。”(83)再看林纾给五儿林璐的信： 吾意以七成之功治洋文，以三成之功治汉文。汉文汝略略通顺矣。然今日要用在洋文，不在汉文。尔父读书到老，治古文三十年，今日竟无人齿及。汝能承吾志、守吾言者，当勉治洋文，将来始有啖饭之地。(84) 正如周作人所说，家训这种文体，“在一切著述中这总是比较诚实的”，因为“这是给自己的子女去看去做的”，不能唱高调，要近人情，单是“思想通达”还不够，还得“计算利害”(85)。个人可以坚持，但为了孩儿日后的生存，林纾竞要求他“七成之功治洋文”，如此委曲求全，对于这位不可一世的古文家来说，内心无疑十分悲苦。 从事后诸葛亮的立场，当初林纾与新文化人争得死去活来时，古文的地位实已岌岌可危，甚至到了一推就倒的地步。1898年开启的创办西式学堂热潮(重“实学”而轻“虚文”)、1903年《大学堂章程》所制定的文学教育方针(以“文学史”取代“文章源流”)、以及1905年的废除科举制度(“文章”不再是读书人谋生的基本技能)——这一系列天翻地覆的教育改革，已经注定了古文“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命运。只不过古文可以“载道”的最后一丝荣光，被新文化人毫不留情地摧毁，才使得林纾痛心疾首。 清末的开民智、办学堂，引领了整个转型时代的风气。林纾是意识到这一点的，且积极投身其中。但历史大潮汹涌，不久便转过来，冲垮了第一代启蒙者立足的根基。这种在新旧夹缝中苦苦挣扎的两难处境，包括其犹豫、忧伤与困惑，以及日渐落寞的身影，很值得后来者深切同情。某种意义上，转型时代读书人的心境、学养与情怀，比起此前此后的“政治正确”来，更为真挚，也更可爱。 最后，还是得回到林纾念兹在兹的古文的现代命运。世人谈及林纾之捍卫古文，或彻底贬斥，或极力表彰。但有趣的是，有心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林纾在文学史上的真正贡献，不在桐城古文的复兴，而是西洋小说的引进。这一点，林纾去世一个月后，新文化人郑振铎撰写了初刊《小说月报》第15卷11号的《林琴南先生》，就已经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此后九十年，“林译小说研究”始终是中外学界的热门话题，且不时有精彩论述出现(86)。这里换一个角度，谈论林纾翻译及创作小说的经验，如何反过来促成了古文的自我改造与更新。 桐城名家马其昶为林纾《韩柳文研究法》作序，开篇即称道：“今之治古文者稀矣，畏庐先生最推为老宿。其传译稗官杂说遍天下，顾其所自为者，则矜慎敛遏，一根诸性情。劬学不倦，其于史汉及唐宋大家文，诵之数十年，说其义，玩其辞，醰醰乎其有味也。”(87)表面上好话说尽，可你要是熟悉桐城文家的思路及语汇，这表扬之中(从“传译稗官杂说”入手)，其实包含着某种贬抑。马序无意中说出了林纾的古文为何名气那么大，一是凭借翻译小说积累的声望，二是用小说家的趣味来经营古文。从传统古文家的眼光看，林纾的古文并不纯粹；可正是这种夹杂着小说笔调，使得林纾的古文别有洞天。 除了众所周知的林译小说，林纾还自撰长篇小说五种——《剑腥录》(1913)、《金陵秋》(1914)、《劫外昙花》(1915)、《冤海灵光》(1915)、《巾帼阳秋》(1917)，以及短篇小说(笔记)集五种——《践卓翁小说》(1913-1917)、《技击余闻》(1914)、《铁笛亭琐记》(1916)、《畏庐笔记》(1917)、《蠡叟丛谈》(1920)。这些创作，除了自身业绩，更是大大拓展了古文的表现空间。这一点，先贤早有论述。1922年，胡适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表扬林译小说，称“古文的应用，自司马迁以来，从没有这种大的成绩”(88)；1932年，鲁迅给增田涉写信，谈及早年翻译《域外小说集》的背景：“当时中国流行林琴南用古文翻译的外国小说，文章确实很好，但误译很多。”(89)到了1964年初刊《文学研究集刊》第一册的《林纾的翻译》，钱锺书对林纾的“古文”做了精彩的辨析，称若严格遵守桐城古文的清规戒律，根本就无法翻译；林纾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他的译笔违背和破坏了他亲手制定的‘古文’规律”： 林纾译书所用文体是他心目中认为较通俗、较随便、富于弹性的文言。它虽然保留若干“古文”成分，但比“古文”自由得多；在词汇和句法上，规矩不严密，收容量很宽大。(90) 这段关于林译小说语言的描述，同样适应于其自撰的长篇小说及短篇小说集。单从文体角度看，用古文译介外国小说，林纾的努力越成功，古文的危机就越大。因为，公众养成了阅读外国小说的兴趣后，离古文只能越来越远。这一过程，说得不好听，乃“引狼入室”。 但如果跳出独尊古文的褊狭趣味，就文章论文章，林纾的译述，确实是大大拓展了“古文”(严格上说是“文言文”)的表现能力。某种意义上，这与他看不起的梁启超等人的“报章文体”，可谓异曲同工。若着眼于清末民初语言及文体变革的大潮，由幽深的文言到平实的白话之间，有个过渡形态，那就是浅白文言；而由洁净的古文到芜杂的小说之间，也有个简易桥梁，那便是林纾那些一身二任、徘徊于雅俗之间的译述小说。若承认白话文运动的成功，并非简单的“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说”(91)，而是必须兼及文章与学术(92)，纵横小说与散文，杂糅口语、古文、方言、欧化语等，“有知识与趣味的两重的统制，才可以造出有雅致的俗语文来”(93)，那么，林纾对于现代白话文的意义，便不只是扮演反对者的角色，而是有某些实实在在的贡献。 2015年11月4日于京西圆明园花园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