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容提要：中国现代杰出作家沈从文的代表作《边城》共有四个英译本，分别出版于1936年、1947年、1962年、2009年。其中，项美丽与邵洵美的合译本发挥了对诗意中国的浪漫想象，金隄与白英的合译本则强化了对现实中国的指涉，戴乃迭译本充满政治禁忌，金介甫译本则致力于对乡土区域文化的深入挖掘。这些译本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见证了中国现代文学英译的历史，也透射了《边城》在世界文学空间中的前世今生和沧桑巨变。 关 键 词：《边城》/中国现代文学英译/项美丽/金隄/戴乃迭/金介甫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研究”(12AZD086)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谢江南，中国人民大学外国语学院；刘洪涛，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沈从文的代表作《边城》(1934)迄今已有四个英译本，这在中国现代文学外译史上，是少见的现象。第一个译本Green Jade and Green Jade(直译为《翠翠》)由美国作家、翻译家项美丽(Emily Hahn，1905-1997)与中国现代诗人、作家、出版家、翻译家邵洵美(1906-1968，笔名Shing Mo-Lei，辛墨雷)合译，在《天下月刊》(Tien Hsia Monthly)1936年2卷1—4期连载。第二个译本The Frontier City由翻译家金隄(Ching Ti)和英国作家、翻译家白英(Robert Payne)合译，1947年由英国伦敦的George Allen & Unwin出版公司出版；该译本在1982年由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再版。第三个译本The Border Town由翻译家戴乃迭(Gladys Yang)翻译，1962年初刊于英文刊物《中国文学》(Chinese Literature)10—11号，1981年收入戴乃迭翻译的沈从文小说集The Border Town and other Stories(《边城及其他》)中，列入中国文学杂志社的“熊猫丛书”(Panda Books)出版。第四个译本The Border Town由美国汉学家、翻译家金介甫(Jeffrey Kinkley)翻译，2009年由HarperCollins Publishers出版。四个英译本跨越了73年时间，见证了中国现代文学英译的历史，也透射了《边城》在世界文学空间中的前世今生和沧桑巨变。 一 想象中国：从浪漫到写实 项美丽1935年作为《纽约客》杂志派驻中国的记者来到上海，不久认识邵洵美。二人当年合作翻译《边城》，1936年初在《天下月刊》连载。项美丽、邵洵美的《边城》译本(以下简称“项译本”)没有显著改变原作的语序与段落，没有对原作进行大幅度的改写和删减。在中国新文学翻译缺乏经验、市场，目标语趋向占据主导地位的时代，项译本在“忠实”与“传神”方面，能做到如此程度，实属难能可贵。① 项译本唯一对原作明显的背离，是书名的翻译。译者没有直译“边城”，而选用女主人公“翠翠”(Green Jade and Green Jade)的名字作为书名，赋予其“翠玉”或“碧玉”之意。项美丽在译本前言中对此解释说，之所以没有把“边城”直译为“the Border Town”或“the Outlying Village”，是因为这容易让西方读者联想到英美文学中的西部故事或边疆故事；而在中国文学英译中，如此处理方式也有先例可循，她举的先例是京剧故事《红鬃烈马》被译成Lady Precious Stream(1935年英文版《王宝钏》)。其实，在西方，以人物名作为小说标题，是一个普遍现象，如此翻译，倒也切合英语世界读者的接受习惯。唯独两个“Green Jade”的重复，直接把汉语中表示人物小名、昵称的重叠词转换成英语，使中文中的单数，变成了英语中的复数，一个“翠翠”，变成了两个“Green Jade”，这显然是不适当的。 对于《边城》中大量存在的地方习俗、历史人物的翻译，项美丽反对用脚注的方式处理，她认为在句子的中间打断读者阅读，让他们把视线转到页下或书后去看注释，是一件令人厌烦的事情。为解决读者阅读上的障碍，译者采用了增量翻译的方式，即在正文中通过增加句子成分和容量，对富含文化信息的词语加以解释。译者对如此处理方式抱有信心：“我们发现这部小说是如此有魅力，以致我们甘愿冒失去原作的散文节奏，也愿意与读者分享它。因为我们相信，《边城》还会在英语中最大限度地保留下来。”②项译本中，这样的增量翻译有多处采用。如第五章写到端午节时，顺顺知道渡船老人一家生活困难，就送了他们许多粽子。项译本把“粽子”译为“rice puddings”，然后加入了一大段文字解释粽子的形状、成分和来历：“which were wrapped in palm leaves in the shape of small bound feet.These little cakes are especially made for Dragon Boat Festivals,in memory of a Chou Dynasty courtier who drowned himself because of grief.The cakes are made of sticky rice,but as to why they are moulded into the shape of little feet,nobody knows.”再如第三章介绍湘西端午节习俗时，有一句“用雄黄蘸酒写王字”，这一句被增译为“painted the character ‘Wong’ with orpiment wine on their foreheads,like this—王—because tigers wear this pattern of wrinkles on their brows,and they thought it would frighten away all the devils who come out for the Dragon Boat Feast.” 虽然译者有此信心和意愿，但在涉及地方习俗和历史人物的翻译时，仍然经常出错。如上述第二例中，说岳云是“宋朝最著名、最英俊的武士”，就显得牵强附会。有时候，译本对一些民俗还会做出完全错误的解释，如第二章：“邀会的，集款时大多数皆在此地，扒骰子看点数多少轮流作会首时，也常常在此举行。”这句话是说茶峒河街吊脚楼的功用有三个：集会、集款、选会首，而项译本却以为“邀会”是全句唯一的主语，并把它解释为“一种掷骰子的游戏”：They played “yao hui”—a game played with dice; of those who won most of them collected their money here,and they rolled dice to decide which of them would be leader of the “hui” at this place.这与原意南辕北辙，令熟悉原作的读者不禁莞尔。 项译本最引人注目之处，还是对原作呈现的诗意中国形象的跨文化重造。刘洪涛曾在《〈边城〉：牧歌与中国形象》一文中，系统阐述过《边城》如何塑造诗意中国形象，为后发国家回应被动现代化，提供了经典的样式和意绪；也论及了《边城》与美国作家赛珍珠《大地》(原文为The Good Earth，可直译为“美丽大地”)的互文关系。③赛珍珠的《大地》塑造了崭新的中国形象，一时好评如潮，也引发中国文坛极大的关注，1933年即有两个中译本出版。数月之后，沈从文开始写作《边城》；一年多之后，项美丽与邵洵美开始合作翻译《边城》。可以说，《边城》及其英译是在对《大地》热议的氛围中完成的，都受到了《大地》的鼓舞和影响。项译本追求的目标，是在异文化空间中重造原作中的诗化中国形象。考虑到异文化空间的读者对中国历史与文化的陌生感，以及难以区分地方文化的特异性，译本采取了与原作不同的策略：原作努力将湘西茶峒边地化，译作将其建制化；原作强调茶峒地方文化的特异性，译作将其“中国化”；而对于具有丰富中国历史文化内涵的词语、意象，译作则将其普遍性，由此产生了大量的误译、漏译、增译和个性化翻译。 在这方面表现最为突出的，当然还是小说标题的翻译。原作明言，“为了住处两山多篁竹，翠色逼人而来”，老船夫为孙女取名“翠翠”。显然，这“翠”是“青翠”、“碧绿”之意，但译者却将表达色彩的词引申到“翠玉”、“碧玉”，使一个来自乡野、自然的女孩子，与有丰富中国文化内涵的“玉”联系起来，化身为温润、纯洁、坚韧的形象。前文还提到，译者在前言中强调其不用“边城”而用“翠翠”作为书名，是为了避免读者联想到英美文学中的“边疆故事”或“狂野西部故事”。与此相一致，译本中对“边城”、“边境”诸词也经常刻意回避，转而努力营造茶峒作为一个有着正常行政建制的中国“城市”形象·如第一章第一段“这官路将近湘西边境”一句就被删除了。还是第一章第一段的原文中，作者将茶峒称为“小山城”，译本却是“a city”(一座城市)。在第五章开头第一段的“凡在这边城地方”一句中的“边城”也译成“the city”。与这种“建制化”的努力相一致，第一章中的“渡船为公家所有”一句里的“公家”变成了“city Government”(市政府)。 众所周知，湘西自古是苗族聚居区。清代中叶，在数次苗民大起义之后，清政府为彻底根除“苗患”，开始在当地修筑长城，将未“开化”的“生苗”圈在保留地，并派绿营军驻守。这些绿营军是屯垦部队，战时打仗，平时生产。清朝覆灭后，绿营军的军事功能虽然消失，但其建制在湘西一直续存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沈从文的家乡凤凰县，当年就是湘西镇压苗民起义的军事中心，而《边城》故事的发生地茶峒，是绿营军驻扎的一个前哨站。《边城》中写到的军队和士兵，都来自这支绿营军；死去的翠翠父亲，以及渡船老人的好友杨马兵，也是绿营军的士兵。译者对这段涉及作品背景的湘西历史一无所知，在翻译相关文字时，只保留了一般军队、军人的信息，对其余信息，或予以删除，或进行简化和概括。如把“绿营军勇的装束”译成dressed in the old-style uniform(穿着旧式军服)，把“绿营屯丁改编而成的戍兵”简化为soldiers(士兵)，把“其余多数皆为当年戍屯来此有军籍的人家”译为all the rest were the families of the soldiers(其余的都是军人家庭)。第十章提到的“中寨人”，是指住在茶峒城外名为“中寨”的山寨里的居民，这些人通常是苗民，译者却望文生义，将其译成Army people(军队里的人)。第十三节提到的“漂乡生意人”指的是乡间的游商货郎，译者只简单地译为the tradesmen(商人)，过滤掉了其中的地域文化内涵。 项译本中的一些误译，也有美饰原作人物的动机，例如对人物杨马兵名字的翻译。杨马兵是翠翠父亲当年在军中的伙伴，身份只是一介马夫，职责是照料马匹，但项译本将其译成Cavalryman Yang，等于把他的身份转换成了骑兵，大大拔高了杨马兵的社会地位，也植入了对这个人物的浪漫想象。总之，沈从文在原作中即存在对湘西原始自然特征进行美化、归化和牧歌化的现象，而项译本在这方面走得更远。译者给读者提供的只是“中国”形象，湘西特色则被消解于无形。 金隄与白英的《边城》译本The Frontier City(以下简称“金译本”)收在二人合译的作品集《中国大地》(The Chinese Earth)中，于1947年出版。二位译者的模式是金隄完成初译，由白英对译文进行润色、定稿。这部英译本收录了《柏子》(Pai Tzu)、《灯》(The Lamp)、《丈夫》(The Husband)、《会明》(The Yellow Chickens)、《边城》(The Frontier City)等14篇作品。译者将主要表现湘西世界的小说选集命名为《中国大地》，用国家符号统摄之，显然针对的是赛珍珠的小说《大地》(The Good Earth)和斯诺选编翻译的《活的中国》，并与其构成了对话的关系。而与项译本相比，其对“中国”的理解，已经从浪漫的想象，向现实主义转变。 具体到《边城》的翻译，金译本从项译本中受益颇多，包括对许多物产、制度、习俗、器物名称的翻译，都沿用了项译本。当然，一些错误或含糊的翻译，像“青盐”(green salt)、“官青布”(blue cloth)、“细点心”(little cakes)、“桐油”(wood oil)、“双料的美孚灯罩”(a good-quality chimney for their kerosene lamps)等，也都沿用了项译本。金译本中，不少句子也有挪用项译本的情形，如第十章中，老船夫告诉媒人，“车是车路，马是马路，各有走法。”这是用下棋的术语，比喻求婚的不同方式，其中的“车”不读“che”而读“ju”。但项译本却误解为车辆走的路和马走的路(there is a road for carriages and there is a road for horses)，金译本则沿袭了这个错误。此外，翠翠在第八章唱的傩辞的翻译，金译本在句式、词汇、叙述语态等方面对项译本同样亦步亦趋，删节部分高度重合，当然，项译本的错处也在金译本中被原样复制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