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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乡土中国的精细化呈现 第四个《边城》的译本由金介甫一人独立完成。金介甫是一流的沈从文研究专家，对沈从文小说及湘西区域历史文化有精深的了解，加之有前三个译本的经验得失可供借鉴，他的译本以严谨、精确、细腻、流畅著称，不仅完整传达了原作中的中国传统文化与湘西历史文化的丰富内涵，而且实现了与译语国文化的完美统一。 在这方面，金介甫译本给人印象最为深刻的是书后所附的32个注释。这些注释详解了作品中影响读者阅读的文化内容，涉及地名、人名、版本、谚语、头衔、动物、植物、食物等。它们是：(1)边城；(2)茶峒；(3)“她长到十三岁”(解释不同版本中翠翠年龄的差别)；(4)辰州；(5)龙头大哥；(6)四十九标；(7)雄黄酒；(8)梁红玉、牛皋、杨幺；(9)龙船水；(10)“狗咬吕洞宾”；(11)粽子；(12)镇筸；(13)宋家砦；(14)观音样子；(15)关公；(16)尉迟恭；(17)张果老；(18)洪秀全、李鸿章；(19)水上的张衡；(20)梁山；(21)楠木(第9章，71页)；(22)鲁班；(23)“三年零六个月”；(24)“萝卜白菜，各有所爱”；(25)杨马兵；(26)“亲舅舅也必一是一二是二”；(27)“一个‘初生之犊’的黄花女”；(28)草莺；(29)第13章最后一句(在该注释中补上了1949年前版本有而其后版本删除的一句话“祖父于是沉默了，不曾说‘唱出了你后也就死去了你的父亲和母亲。’”)；(30)虎耳草；(31)“这事有边”(第19章开头)；(32)第20章最后一段。(补上了1981年江西人民出版社的《边城》重校本中独有的一段话：“老道士原是个老童生，辛亥革命后才改业，在那边床上糊糊涂涂的自言自语：‘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天亮了吗？早咧！’”并解释其中的“老童生”一词。)这些注释基本厘清了《边城》中的文化疑难，扩大了西方读者理解《边城》的文化纵深。 金介甫译本不仅采用注释的方式呈现小说中的区域历史文化，还通过增量翻译的方法，努力把原文中隐含的文化信息细节挖掘出来。例如《边城》开头的句子：“由四川过湖南去，靠东有一条官路。”前三个译本都把其中的“官路”译为“highway”，这当然没有不妥之处，只是提供的信息如原作一样模糊。唯独金介甫译为“old imperial highway”，表明这是一条大清帝国时代修筑的道路，将湘西边境地区动用国家力量修筑公路的隐秘历史背景揭示出来。其他一些口语化的军事词语，如“粮子上人物”(Army friend)，“副爷”(Honorable soldier)，“兵营中人”(Man from the garrison)，“王团总”(Militia Captain Wang)，“什长”(sergeant)，“绿营军勇”(The Army of the Green Standard)，“营上人”(Someone else at camp)，“营管”(The military camp)，也都有精确的翻译，不像前三个译本或者翻译错误，或者作大而化之的处理。 金介甫译本甚至还纠正了原作中的个别疏忽。如第五章有一句“到了十五夜晚，城中舞龙耍狮子的镇筸兵士，还各自赤裸着肩膊，往各处去欢迎炮仗烟火”，其中提到的“镇筸”是沈从文家乡凤凰县的旧称，与归属花垣县的茶峒并不在一处，沈从文可能是下意识中把两处地方混淆了。金介甫发现了这个问题，在翻译时，省略了“镇筸”，而把“兵士”改译为the garrison soldiers，增加了“戍屯”(garrison)之意，比原文更加明晰。还有第十四章中的“你把宝贝女儿送给会唱歌的竹雀吧”一句，其中提到的“宝贝女儿”指的是翠翠，但翠翠是老船夫的外孙女，并非女儿。沈从文在初刊本、初版本和改订本中，都误写为“女儿”，只是在重校本中才改为“外孙女”。金介甫译本主要依据的是改订本，但此处却译为“precious granddaughter”，把《边城》早期版本的错误纠正过来。 金介甫译本不仅充分挖掘和呈现了原作中丰富的区域历史文化，还能忠实把握原作的文体特征，呈现原作的诗意之美。例如第二章中的一段，原文与金介甫的译文如下： ……不拘谁个愿意花点钱，这人就可以傍了门前长案坐下来，抽出一双筷子到手上，那边一个眉毛扯得极细脸上擦了白粉的妇人就走过来问：“大哥，副爷，要甜酒，要烧酒？”男子火焰高一点的，谐趣的，对内掌柜有点意思的，必装成生气似的说：“吃甜酒？又不是小孩，还问人吃甜酒？”那么，酽冽的烧酒，从大瓮里用竹筒舀出，倒进士碗里，即刻就来到身边案桌上了。 Anyone willing to plunk down the money could edge up to that table outside the front door,take a seat,and pull out a pair of those chopsticks.A woman with a white powdered face and finely plucked eyebrows would come over and ask,"Elder Brother,Honorable Soldier,what'll it be? Sweet wine? Clear Liquor?" A male customer who was witty and waned to get a rise out of her,or who fancied the proprietress a little,would feign anger and retort,"Sweet wine,for the likes of me? Do I look like a child? Sweet wine,you say!" Potent white spirits were then dipped out of the wine vat with a wooden ladle into an earthenware bowl set immediately upon the table. 这段原文的语法结构十分复杂，是沈从文作品中常见的“反复叙事”类型。这种叙事类型因追求概括性和整体图景，轻视个体特征，造成句子主语的游移不定、模糊或不确指。此处列举的例子中，“不拘谁个”和“这人”作为主语，本身所指就十分模糊。“妇人”之前的“眉毛扯得极细”、“擦了白粉”作限定性定语，并不能使这妇人从众多妇人中区分出来，因为沈从文作品中的湘西妇人，几乎都是这样装扮。妇人的问话“大哥，副爷，要甜酒，要烧酒？”其中又隐含了对第一个句子中主语“不拘谁个”和“这人”的颠覆：“大哥”指商人或水手一类人，“副爷”用以称呼列身军籍者，它使前边的主语由任意选择的单数变成复数，所指更加含混。“男子火焰高一点的，谐趣的，对内掌柜有点意思的”，又是对“大哥”或“副爷”的一次筛选，看似范围进一步缩小，事实上并不能令主语更明确一些。一个短促的买卖过程，主语就这样数次游离、置换，表现出沈从文对人物个性的冷漠；他把单个的人还原到他所属的类，再把群体的人还原回泥土和大地，人物成了风俗、物景的一个组成部分。对这段复杂而精彩的文字，前三个《边城》的译本都没有领会其中的奥妙，都把复数变单数，删繁就简，使原文的丰富内蕴尽失；只有金介甫译本用“单一叙事”最大限度地传达出“反复叙事”的文体特征和意蕴。 美中不足的是，金介甫译本也有个别误译。如第二章提到“毛手毛脚的水手”，其中的“毛手毛脚”用的是本意，指水手的腿和胳膊上长满体毛，而金介甫误会为引申义，因此错译为“Fidgeting boatman”(毛躁的水手)。第六章提到的“皮纸”，是一种湘西特产，以韧性树皮纤维为原料制成的纸，可供糊窗和皮袄衬里之用，金介甫误译为“wrapping paper”(包装用纸)，也不符合原意。在第八章中，翠翠看到过渡的一个少女穿着“一双尖头新油过的钉鞋”，其中的“油过的”指用湘西出产的桐油漆过的鞋子，有防水功能，并非指为了美观而刷油擦亮。金介甫的译文是“Her newly polished shoes had pointy toes and spikes on the bottom”，却没有把这一层意思翻译出来。不过瑕不掩瑜，与《边城》的另外三个译本比起来，金介甫译本仍然堪称完美，无疑也是最忠实于原作的。 《边城》四个英译本跨越73年的发展，还引出一个有趣而重要的学术话题。按照美国著名比较文学学者达姆罗什的“椭圆折射”世界文学理论(World literature is an elliptical refraction of national literatures)，当民族文学进入世界文学空间时，必然要穿过诸如语言、文化、时间等“介质”，因而会产生折射，使其呈现出与原作不同的面貌。也就是说，世界文学不是民族文学在大尺度上的同质化，而是原语国文化与译语国文化杂合、混生的作品。基于这样的认识，不少学者对肆意改写原作的译本持赞赏态度，认为这是进入世界文学空间的必由之路，是后发国家文学进入世界文学空间必须做出的“牺牲”，甚至是原作在异文化空间的重生。美国翻译家葛浩文所译莫言小说，为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作出了重要贡献，而其译本存在大量删节、改写的情形，这似乎印证并加强了学者们的这种论断。但《边城》四个英译本的发展历程，尤其是金介甫译本的出现，展现了另一种可能：随着中国文化国际影响力的提升，译语国将逐渐培养出越来越广大的读者群，他们已经不再满足于以“异国情调”的心态看待中国作品，而希望在欣赏中国文学作品的同时，深入了解中国文化。因此，最大限度地忠实于原作的优秀译本在译语国广泛传播，是可能的，也代表了中国当代文学外译的另一种选择。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