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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作为政治任务的翻译 戴乃迭的《边城》译本The Border Town(以下简称“戴译本”)初刊于国家外文局主办的《中国文学》1962年11—12期，1981年列于“熊猫丛书”再版。尽管戴乃迭是英国籍，英语是其母语，但她随丈夫杨宪益先生长期在中国生活，供职于官方翻译机构；她翻译《边城》系出于“对外宣传”的政治需要，是由国家机构主导的译介活动，必然更多顾忌源语国内部的政治文化生态，而不会多考虑译语国读者的审美趣味和接受习惯。《边城》的故事，发生在20世纪20—30年代，按照译者所处时代的流行说法，这是“万恶的旧社会”，理当“暗无天日”、“民不聊生”。但《边城》却是一曲洋溢着浓郁诗意的“牧歌”，在阶级话语占主导地位的时代，这样的倾向就有了“歌颂旧社会”嫌疑。沈从文曾因巨大的政治压力，在修订《边城》时，有意把初刊本中明确的时间界定做了模糊处理，并在序言中为自己辩护。出于同样的顾忌，戴译本在处理涉及“旧社会”的政治、军事、宗教、阶级和性的用语时，往往采取多种翻译策略，或凸显、或遮蔽、或模糊、或曲解原意，以符合主流意识形态的标准。 一个显著的例子，是戴译本对《边城》中的一个重要人物顺顺的“美化”。顺顺是大老、二老的父亲，是边城茶峒地方的名人，小说第二章在介绍他的资历时写道：“掌水码头的名叫顺顺，一个前清时便在营伍中混过日子来的人物，革命时在著名的陆军四十九标做个什长。”这里的“陆军四十九标”原是晚清新军的一个建制单位，1911年10月，它在湘西人陈渠珍的率领下，起兵响应武昌起义，为推翻清王朝立下汗马功劳。且看戴乃迭对这段文字的翻译：The wharf-master,Shun Shun,served under the Qing Dynasty banner before becoming an officer in the celebrated 49th detachment of the revolutionary army in 1911.这段译文有两个突出特点：(1)强调时间的先后序列，把顺顺的生活分成“前清时”和“革命后”两个阶段；(2)强调顺顺的身份转变，此前是“在前清营伍中混日子”，现在则成为“革命军队”的军官。由于辛亥革命头顶耀眼的政治光环，把陆军四十九标引申为“革命队伍”，把顺顺附会为弃暗投明的革命者，有助于保证顺顺政治身份的“清白”；而原文中其实并未强调陆军四十九标是“革命队伍”。同样在《边城》原作中，在介绍顺顺目前在茶峒的身份时，用了三个不同的称呼：“掌水码头的”、“掌水码头的龙头大哥”、“船总”，这些称呼，其实都显示顺顺是晚清民国时期流行于川黔湘西一带的民间帮会组织哥老会(或称袍哥会)的地方首领。但戴译本将这三个身份一律译为“wharf-master”(码头管理员)，显然是为了降低顺顺是“统治阶级”或“反动组织”成员的嫌疑，用心可谓良苦。 戴译本在翻译《边城》其他涉及上层建筑与意识形态的词语时，遵循着同样的原则。如在第21章有一句：“皇帝已不再坐江山，平常人还消说”。原文并没有赋予改朝换代以任何价值评判，只是说时代巨变，造化弄人，而戴译本对应的“If even the emperor has been dragged off his golden throne,what vicissitudes must be the fate of lesser mortals!”则强调大清皇帝是被拉下王位，被推翻的，有明显的政治评价意味。《边城》原文中还有不少称呼地方军人的术语，译文都抹去了其原意，以泛称代之，如“粮子上人物”译为“Acquaintance”，“副爷”译为“master”或“friend”，“营上人”译为“Someone”。对涉及宗教、丧葬、卖淫等内容的词语，译者或不译，或曲译，或以泛称代之。戴译本还把原文中的“妓女”泛称为“Women of a special type”或“these girls”，把“上帝”译成“Jade Emperor”(玉帝)，把“道袍”译成“gown”，而老船夫葬礼上出现的“第绕棺仪式”、“纸幡”、“丧堂歌”都没有翻译，从而技术性地回避了“旧社会”才会有的“封建迷信”、“丑恶的社会现象”和西方宗教的内容。 戴译本除了高度的政治禁忌，在还原《边城》诗意之美方面，也乏善可陈。例如，原作中出现的“虎耳草”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意象，也是翠翠被唤醒的情欲的象征。但在西方文化传统中，这一植物又无情爱寓意，项译本因此将其译为“tiger-ear plants”，试图通过突出这一植物的“虎耳”形状，把其中寄寓的情感呈现在译文中。金译本将其译为“tiger-lilies”(卷丹类植物，又称虎皮百合)，虽是误译，但征用西方文化的意图十分明显，可称为“美丽的错误”。而戴译本只译出了“虎耳草”的学名“saxifrage”，并没有文化上的引申附会，也就无从再现其在原作中唤起的美丽想象。《边城》中有许多关于湘西自然、历史、风物的描写，关于翠翠纤细、复杂、朦胧的情爱心理的描写，如第二章第三段(“那条河便是历史上知名的酉水。……”)，第十三章第一段(“黄昏来时翠翠坐在家中屋后白塔下，……”)，第十八章第二段(这并不是人的罪过。……)，字里行间，散发着浓郁的抒情气息，尽显湘西的乡土诗意之美。而戴译本分明轻视这些描写，要么化繁为简，作概括处理，要么干脆删节。如此肢解了《边城》原作的文化底蕴，译本的精气神也就涣散了。 当然，戴译本也不是一无是处，它纠正了前两个译本中的一些误译，特别是地方物产名称的误译。如“青盐”，这其实是产于四川自贡火井镇的井盐，因呈淡青色，故名。项译本和金译本都作green salt，理解显然是错误的，而戴译本用的“Rock salt”才是正确的翻译。戴译本中还有一些增量翻译，用以解释西方读者不容易理解的中国文化。如第二十章对“王祥卧冰，黄香扇枕”的典故，就补充了一句“From the Twenty-four Acts of filial Piety”，说明其来自“二十四孝图”。戴译本也采用页下注的形式解释有关中国文化的内容，如第二章的“岳云”，第三章的“太极图”，第四章的“划拳行酒”，第五章的“粽子”，第七章的“观音样子”，都有页下注，而且释义准确，言简意赅，不失为戴译本的亮点。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