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容提要：清末民初报人小说家群体主要云集于上海，是近代上海都市文学的主要建构者。他们以报刊杂志等新兴媒体为主要交流平台，通过个人交往、乡邦群聚和同人结社等交流形式而形成乡邦色彩浓厚的文人群体圈。不同乡邦地域的报人小说家群体对于上海都市文学建构具有不同的作用。大致而言，广东籍报人小说家群体起到先锋引领作用，江浙籍报人小说家群体承担主体建构作用，上海本籍报人小说家群体则致力于本地文学倡导。他们虽然在上海都市文学建构中有着突出的文学贡献，但对于都市上海却有着浓厚而深刻的文化隔膜和游离性，文学书写中对上海充满着辛辣的批判，精神皈依中则怀有深厚的乡土情结。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近代上海报人小说家群体研究”(09BZW042)成果 作者简介：曾礼军，浙江师范大学江南文化研究中心。 所谓报人小说家是指身兼“报人”与“小说家”双重身份的文人。他们是伴随着近代报刊杂志等新兴媒体而成长的新型文人群体，是中国近代文学由古典向现代转型、由本土向西方对接的直接推动者和主要肩负者。报人小说家作为近代新兴的特殊文人群体，20世纪学界对其鲜有研究，虽然梁启超、李伯元、吴趼人、刘鹗、曾朴等作家个案是近代小说研究的热点，但他们的报人身份对于小说创作和文学转型的作用常常为研究者所忽略。新世纪以来，“报人”、“报人小说”或“报刊小说”逐渐成为学术研究的重要关注点。“报人小说”和“报刊小说”主要探讨近代报刊与小说发展的关系，或是专注于小说报刊的研究，但报人小说家群体作为整体尚未成为研究专题。①“报人”研究主要集中在史学界，虽然对于报人小说家群体有所涉及，但他们的文学创作不是研究者关注的重点，且所占比重较轻。②因此报人小说家群体的专题研究仍较匮乏。 清末民初报人小说家群体主要云集在上海。据梁淑安《中国文学家大辞典·近代卷》等相关资料统计，约有90%左右的报人小说家都是以上海为活动中心地。其中，上海本籍③有8人，江苏籍(不含松江府)有32人，浙江籍有15人，广东籍有5人；此外安徽籍有4人，福建籍有3人，湖南、湖北和河北籍各有1人。报人小说家群体是近代上海文学建构的主体，他们以报刊杂志等新兴媒体为平台，通过报刊编创和小说创作，不仅推动了近代上海都市文学的兴起和繁荣，迎合和满足了广大市民的文学阅读和文化消费需求，而且推动了上海成为中国近代文学的中心，改变了中国古典文学的版图结构。由于云集于上海的报人小说家群体是来自不同乡邦地域，因此这些不同地域的乡邦报人小说家是如何形成文人群体圈来推动上海文学建构，各种乡邦群体圈又对上海文学建构分别起到什么作用，面对上海都市社会以及自己推动建构起来的都市文学和文化，他们又是怎样一种文化心态？探讨这些问题对于研究近代上海作为多元化的移民社会和新旧交替、中西交流的都市社会是如何建构具有本地特色的文学形态、以及这种文学形态蕴含了怎样的文化内涵，都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意义。 一 文学建构的群体形成 报人小说家的出现最早可以追溯到1872年《申报》创办，但报人小说家的大量涌现是在1894年甲午战争以后，由于维新人士重视报刊的政治宣传作用，报刊的繁荣为报人小说家涌现提供了必要条件。1902年梁启超《新小说》创办后，直至1911年，形成了报人小说家群体活动的第一波高潮。1912年民国成立至1919年“五四”新文化兴起前后，则为报人小说家群体活动的第二波高潮。 报人小说家是伴随着近代报刊杂志等新兴媒体而成长起来的新型文人群体，报刊杂志不仅为他们提供了重要谋生手段，也是他们进行文学建构的重要交流平台。通过这个平台，报刊杂志的主持者与编者、编者与作者以及编者之间、作者之间得到了交流与合作，从而使得编者的编辑理念、作者的创作思想和读者的接受反应能够有效协调和相互关照，进而促进了报人小说家的群体圈得以形成。具体而言，凭借报刊杂志这个交流平台，报人小说家的群体圈主要通过个人交往、乡邦群聚和同人结社等三种方式来实现。 首先，个人交往是报人小说家群体形成的核心手段。梁启超是清末报人小说家群体的核心人物，以他为核心建立了多重个人交往圈。如梁启超与罗普之间的交往。两人同为康有为的弟子，作为梁启超的得力助手，罗普参与了梁启超主持的《清议报》《新民丛报》与《新小说》的创办和编辑工作。《新小说》自第四号至第八号吴趼人和周桂笙出现之前，都是由罗普主持和编辑。1904年，由康、梁与狄楚青共同出资的《时报》创刊，罗普又受康、梁委托，出任《时报》总主笔。梁启超与狄楚青的交往也很密切。梁启超说：“余故交中复生、铁樵之外，惟平子最有密切之关系，相爱相念，无日能忘。”④两人也同为康有为的弟子。《时报》创刊，狄楚青出任总经理。 陈景韩是清末报人小说家群体另一位重要核心人物，为《时报》主笔，是狄楚青“最信任的人”，“不但关于《时报》编辑上的事，即业务上，也时与景韩商量”⑤。两人分工合作，使《时报》成为上海与《申报》《新闻报》鼎足而三的大报纸之一，并且首开大型报纸刊登小说的风气，深受读者喜欢。陈景韩与包天笑也关系密切，包天笑因向《时报》投稿，受到狄楚青和陈景韩邀请而加入《时报》，自1906年至1919年，供职《时报》长达14年之久。陈景韩与包天笑两人通力合作，不断拓展《时报》相关业务，诸如副刊《余兴》、杂志《小说时报》和《妇女时报》都因两人鼎力合作而得到创办和发展。此外，陈景韩还与龚子英创编了《新新小说》，成为清末四大小说杂志之外最主要的一种。 包天笑是民初报人小说家群体的核心人物之一。包天笑跨越清末与民初，在清末时期，不仅是《时报》的主要编辑，而且还担任《月月小说》《小说林》等期刊的编辑及撰稿人。1912年，陈景韩离开《时报》加入《申报》，包天笑则成为《时报》的主心骨。同时，还兼任文明书局主办的《小说大观》和《小说画报》的主编。包天笑自始至终都很重视通过报刊平台来培养自己的作者队伍，并与之建立良好的私人交往关系。如包天笑主编《小说时报》时对作者周瘦鹃大加提携，《小说时报》几乎每期都登有周瘦鹃的译作。当包氏“得知周瘦鹃家贫，又在病中，就去信慰问，并表示以后一收到周的来稿，无论刊用与否，即先将稿件买下，将稿酬立即寄奉，使周瘦鹃感激万分”⑥。因此，“天笑和瘦鹃后来关系很密切，凡瘦鹃所编的刊物，总有天笑的写作，天笑所编的刊物，总有瘦鹃的写作”⑦。又如包天笑主编《时报》副刊《余兴》时有意提携范烟桥，主编《妇女时报》时有意提携毕倚虹，此外还有意提携过张毅汉等诸多作家。这就使得他编辑刊物时有着相对固定的作者群，他后来回忆道：“出版《小说大观》的时候……如叶楚伧、姚鹓雏、陈蝶仙(天虚我生)、范烟桥、周瘦鹃、张毅汉诸君，都是我部下的大将。后来又来这一位毕倚虹，更是我的先锋队。因此我的阵营，也非常整齐，可以算得无懈可击了。”⑧ 严独鹤与李涵秋也是民初一对编者与作者亲密交往的典型。李涵秋《过渡镜》更名《广陵潮》在钱芥尘主持的报刊上发表后引起轰动，《新闻报》副刊《快活林》主编严独鹤便力邀李涵秋为其副刊写稿，自1915年4月至1923年5月，李涵秋在《快活林》上发表8篇作品，成为该刊的重要作者之一。贡少芹说：“平情而论，涵秋作品不藉该报(指《快活林》)披露，安有今日之大名。该报脱非载涵秋佳制，更安有如是发达？殆所谓彼此互助相得益彰者耶！”⑨由此，严独鹤与李涵秋成了莫逆之交，严氏为李涵秋多篇作品作序，奖掖李涵秋。 概而言之，清末报人小说家群体的个人交往重在报刊主持者及编者内部之间，民初报人小说家群体的个人交往重在编者与外来作者之间，且以编者为主要导向。这是因为清末小说报刊编辑者往往也是该刊的主要创作者，外来稿件相对较少；而民初小说报刊编辑者虽然也为其所在刊物撰写小说，但同时又重外来稿件的采编，突出其编辑的职能，因此两个时期的报人小说家群体的个人交往特点有所不同。个人交往虽然局限于少数报人小说家个体之间，但由于这种个体交往是基于共同或大致相似的理想、志趣和爱好，对于贯通小说报刊的编辑理念，建构文学的时代风格，起到了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因此它是报人小说家群体形成的核心手段，铸就了群体圈的主体灵魂。 其次，乡邦群聚是报人小说家群体形成的根本方式。以一个或几个报刊杂志为主要阵地，集结一批乡邦人士作为编创人员，是清末民初报人小说家群体编创小说报刊的突出特点。如《小说林》集结了以徐念慈、黄人、曾朴为主体的常熟籍报人小说家群体，这个群体还在上海创立了“小说林书社”。民国初期，以《小说丛报》《小说日报》《小说季报》为阵地又集结了以徐枕亚、吴双热、徐天啸为主体的另一批常熟籍报人小说家群体。包天笑清末以《时报》副刊《余兴》与《小说时报》为阵地，民初以《小说大观》《小说画报》以及后来的《星期》《半月》为阵地，集结一批以范烟桥、周瘦鹃、徐卓呆、叶楚伧、江红蕉为主体的苏州报人小说家群体。《小说新报》则集结了以李定夷、许指严为主体的常州报人小说家群体。就更大的省籍而言，《绣像小说》集结了以李伯元、欧阳矩源、刘鹗为主体的江苏籍报人小说家群体；《小说月报》(前期)则集结了以王蕴章、恽铁樵、许指严、周瘦鹃、张毅汉、程瞻庐为主体的江苏籍报人小说家群体。此外，有些报人小说家群体则不局限于一报一刊而结成乡邦群体，如以李涵秋为主脑，以贡少芹、贡芹孙、俞牖云、冯叔鸾为主体的扬州报人小说家群体即是典型群体。这些以乡邦群聚为主要形式而结成的报人小说家群体仍然有核心人物作为主脑。郑逸梅即指出：“当时小说界以扬州、苏州两个系统最饶声誉，扬州的主脑为李涵秋，如贡少芹、贡芹孙(当时称贡家父子兵)、俞牖云等，都经涵秋提携而成名。苏州的主脑当然是包老天笑了，如江红蕉、范烟桥、周瘦鹃等，都经天笑提携成名。”⑩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以乡邦群聚为基础结成的报人小说家群体并不排斥他乡人士的加盟。如《小说林》除了常熟籍群体外，还有广东新会陈鸿璧等人；《小说丛报》除了常熟籍群体外，还有浙江蒋箸超和严独鹤等人；以《小说时报》《小说大观》等为阵地的报人小说家群体，除了苏州籍群体外，还有松江的姚鹓雏、浙江的陈蝶仙等人；《绣像小说》除了江苏籍群体外，还有广东吴趼人、浙江夏曾佑等人；《小说月报》(前期)除了江苏籍群体外，更是把福建籍作家林纾奉为座上宾，不但稿费高出许多，而且发表作品最多。同时，各个乡邦群体之间也有着错综复杂的人员交流和联系。因此，报人小说家群体的乡邦群聚是一种开放性而非封闭性的群体。 如果说个人交往重在理念的贯通，那么乡邦群聚则重在队伍的扩大。在宗族血缘为核心的中国传统社会里，“地缘”是“血缘”之外另一种重要的身份认同的社会基础。大量乡村人员以“血缘”和“地缘”为基础结成乡邦群聚走向大都市，是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普遍规律，也是传统士人转为新兴报人小说家的必然步骤。由于都市社会的人际交往更重社会理念和经济利益，这对乡邦群体的“血缘”和“地缘”纽带具有极大解构作用，所以报人小说家的乡邦群体是开放性的。这种开放性的乡邦群聚既有利于报人小说家群体队伍的扩大，又能突破传统的封闭的地缘结构，从而更加适应并促进建立在上海都市社会基础之上的报刊编创和文学建构。 再次，同人结社是报人小说家群体形成的辅助形式。同人结社是超越地域界限而具有同人性质的社会组织形式。清末民初报人小说家群体参与的同人结社主要是南社。南社成立于1909年，其宗旨是抗清反满。南社作为报人小说家群体的参与组织，其突出特点是超越了一报一刊的平台限制，超越了乡邦群聚的地域限制。如叶楚伧是《民立报》编辑，王钟麒、范君博是《神州日报》编辑，王钝根、陈蝶仙、周瘦鹃是《申报》编辑，包天笑是《时报》编辑，王蕴章是《新闻报》编辑，叶楚伧、胡寄尘、姚鹓雏是《太平洋报》编辑，蒋箸超、刘铁冷、徐天啸是《民权报》编辑，等等。他们都是南社社友，却超越了一报一刊和乡邦地域的限制。整个南社社友也广泛分布于上海各种报刊杂志当中。郑逸梅指出：“当时上海为全国文化中心点，各种报刊，大都由南社社友主持笔政”，“各种杂志，也大都是南社社友的地盘，成为南社的一统天下”。(11)由乡邦群体发展到同人社团，意味着传统地缘观念的逐渐减弱，现代社团观念的逐渐增强，体现了报人小说家群体形成过程中群体组织的社会化程度越来越高，文化观念的涵化更为开放和包融，更有利于上海都市文化朝向现代性发展。不过，由于同人结社还只是报人小说家群体形成的一种辅助形式，即便是同人结社也离不开乡邦群聚的地缘基础。如《民权报》由南社成员创办，以反袁世凯为宗旨，被迫停刊后改名为《民权素》，《民权素》出至十七期止，派生为《小说丛报》，之后又派生出《小说新报》。《民权报》系列杂志是南社成员的重要交流平台，但其中的报人小说家群体仍有很强的地缘性。 总之，清末民初报人小说家群体的形成主要依靠个人交往和乡邦群聚两种手段，尤以乡邦群聚为根本方式，同人结社虽然社会化程度很高，但还只是一种辅助形式。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