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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文学建构的群体作用 由于报人小说家的群体圈形成是以报刊杂志为平台，以乡邦群体为主要聚合形式，因此清末民初上海文学的建构实际上是各乡邦报人小说家群体之间借助报刊杂志的平台对其固有的乡邦文化与上海都市文化进行涵化和融合。各乡邦报人小说家群体的涵化作用各有不同侧重，大体而言，广东籍报人小说家群体起到先锋引领作用，江浙籍报人小说家群体承担主体建构作用，上海本籍报人小说家群体则致力于本地文学倡导。 广东籍报人小说家群体对上海文学建构的先锋引领作用主要集中在清末时期。这以梁启超为典型，其先锋引领作用主要体现在小说作用的鼓吹和小说报刊的编创上。前者如倡导“小说界革命”，主张以“新小说”来“新国”、“新民”(12)，后者如创办《新小说》杂志。尽管最新研究表明梁启超提出“小说界革命”之前已经有了改良小说的社会呼声，(13)但梁氏的理论倡导和办刊实践确实起到了先锋示范作用，具有广泛的社会效应。时事亲历者包天笑就指出，上海出版的小说杂志风起云涌，“一半也归功于梁启超的《新小说》杂志”，“《新小说》出版了，引起了知识界的兴味，哄动一时”(14)。自《新小说》创办后，清末民初在上海创办的小说报刊杂志约有40家左右，并且波及全国。其办刊宗旨虽然对梁氏过于强调政治有所修正，但就总体导向而言，清末小说杂志的办刊宗旨仍然很重视宣扬小说启发民智的教化作用；其办刊体式也多规模《新小说》，报载小说的栏目分类和设置重视模仿《新小说》。 吴趼人是广东籍另一位重要报人小说家。吴趼人先后是《新小说》和《月月小说》的主要编创人员，有着“小说界巨子”之誉。他“以蓬勃的创作热情，创译了17部中长篇小说、12篇短篇小说及5种文言笔记小说，以显赫的创作实绩引领了时代潮流，显示了新小说巨大的社会影响力及独有的艺术魅力”(15)。吴趼人从创作实践对“新小说”提出了一些批评，指出新小说有不少“怪诞支离之著作，诘曲聱牙之译本”，此类小说“于所谓群治之关系，杳乎其不相涉也”。所以他认为要重视小说的趣味性和阅读性，才能起到德育教化作用：“善教育者，德育与智育本相辅，不善教育者，德育与智育转相妨”，“庶几借小说之趣味，之感情，为德育之一助云尔”(16)。可以说，吴趼人的小说大多都做到了批判教化与阅读趣味的有机结合。如《九命奇冤》大量采用倒叙手法，不仅体现了作者善于学习西方叙事艺术，更有利于调动读者的好奇心，吊足读者对于小说阅读的胃口。又如《恨海》问世后，受到读者如潮的好评。时人评曰：“是书独出心裁，不落窠臼，一往情深。”(17)所谓“独出心裁”即体现了作者善于结撰篇章，构思情节，更好满足读者阅读需求。如果说梁启超的先锋引领体现在小说理念和小说杂志创办上，那么吴趼人的先锋引领则体现在小说创作上，并以小说创作实践对梁启超过于政治化和理想化的小说理念作了一定纠正。这对后来的小说创作具有重要示范作用和意义。 此外，由康有为、梁启超与狄楚青共同出资于1904年创办的《时报》也推动了广东报人小说家先锋作用的发挥。狄楚青虽为江苏人，但他是康有为弟子，任总经理。总主笔罗普亦为广东人。《时报》先锋作用一方面表现在该报首开大报登载小说的风气，并创办了《小说时报》等小说杂志，推动了报刊小说和小说报刊的繁荣；另一方面则表现在培养了一批重要报人小说家，既有《时报》编辑诸如陈景韩、包天笑等，又有该报刊的作者，诸如范烟桥、周瘦鹃等。可以说，民国初年许多报人小说家都与《时报》及相关刊物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广东报人小说家群体之所以能够承担起先锋引领作用，与岭南观念开放、敢为天下先和重经世致用的地域文化基因密切相关。首先，广州自古以来就是重要通商口岸，与外界联系密切，视野开阔。早在唐代，广州就是“海上丝路”的重要港口，为举世闻名的东方大港。明清政府闭关自守，实行海禁。但康熙二十三年(1684)，清廷开放海禁，广州为四大通商口岸之一，至乾隆二十二年(1757)其他三大通商口岸也被关，仅留广州一关对外通商，广州便成为全国对外贸易的唯一口岸。其次，广东民气本就因生存环境恶劣而“锤炼了一种勇敢强悍，不屈不挠，不受羁束，向往自由的精神特质”(18)，近代内忧外患的社会形势使得“广东最先感受汹涌东进的西方资本主义潮水的猛烈冲击，同时也最先开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苦难历程”(19)，因而形成一种敢为天下先的开拓思想。最后，由于广东僻处南服，较少受到儒家正统文化桎梏影响，同时自唐代起就接受了伊斯兰文化、佛教文化、基督教文化及西方文明的影响，再加上岭南多有异于正统儒学规范的贬谪士大夫，因而其文化精神多表现出异于中原正统儒家文化而更重躬行践履和经世致用。(20)显然，梁启超倡导“小说界革命”和创办《新小说》杂志，吴趼人重视小说创作实践，都是岭南文化精神的具体体现，并借助于上海都市生存空间而得以彰显。 相对广东的先锋引领作用，江浙报人小说家则是上海文学建构的主要群体，起着主体建构作用。江浙报人小说家有47人，占全部的67%，其中尤以江苏报人小说家为多，有32人，占到全部的四成五。江浙报人小说家群体不仅数量上占据绝对优势，其报刊编创和文学创作的成就也十分突出。清末民初上海出版的文艺报刊，特别是小说杂志绝大部分是由江浙籍报人小说家担任主要编辑者，并且是重要的稿源提供者。有的报人小说家因其突出成就甚至成了其供职或投稿所在报刊的招牌。如《申报·自由谈》的编辑周瘦鹃，《新闻报·快活林》的编辑严独鹤，有“一鹃一鹤”之美誉，成为两家大报副刊的招牌和灵魂人物。又如李涵秋作品多刊载在《快活林》上，贡少芹、李定夷作品多刊载在《小说新报》上。故有语曰：“欲看李涵秋之著作者，必须看《快活》”，“欲看贡少芹、李定夷之著作者，必须看《小说新报》”。(21)这些都体现了江浙报人小说家在上海文学建构中的主体作用。 江浙报人小说家群体的办刊理念和创作实践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重视市场化、市民化和娱乐化，由此成为清末民初上海文学建构的主色调。 清末江浙报人小说家群体虽然总体上受到梁启超改良群治的政治导向影响，但他们对梁氏单一的政治导向有所修正，重视报刊杂志的市场接受性和文学作品的阅读性。如李伯元主编的《绣像小说》是赓续《新小说》创办的第一本小说杂志，由商务印书馆张元济聘请李伯元创办。其办刊宗旨也宣称要“开化夫下愚”(22)，但报馆赢利的性质促使杂志编创重视市场需求，注重作品的民众接受性。所以，《绣像小说》“所载为社会小说居多，且意在揭露社会黑暗与种种腐朽现象”(23)，以满足读者阅读需求。又如徐念慈、黄人主编《小说林》杂志，对梁启超倡导“小说界革命”多有批评，而重视小说的美学性和娱乐性。黄人说：“小说者，文学之倾于美的方面之一种也。”(24)徐念慈则指出小说应具娱乐功能：“小说者，文学中以娱乐的，促社会之发展，深性情之刺戟者也。”(25)所以，杨义先生指出：“《小说林》的理论，具有对梁启超倡导‘小说界革命’的文学思潮的反思性，以及对小说功能和审美特征的进一步发掘。”(26)这实际上体现了江浙报人小说家群体对文学审美性和报刊市场需求性的敏锐把控，因而对梁启超的政治先锋宣扬作了一种反思和纠偏。 民初江浙报人小说家群体更加主动把自己的编刊和创作融入到市场当中，以迎合广大市民阶层娱乐消遣的阅读需求。在文学理念上，他们普遍重视文学的消遣娱乐性。如沈瓶庵《〈中华小说界〉发刊词》曰：“小说界于教育中为特别队，于文学中为娱乐品。”(27)一些刊物，诸如《游戏杂志》《香艳小品》《情杂志》《销魂语》《香艳杂志》《消遣杂志》《消闲钟》，从刊名上就可以看出其明确的消闲娱乐办刊宗旨。如李定夷《〈消闲钟〉发刊词》：“仗我片言，集来尺幅，博人一噱，化去千愁。此《消闲钟》之所由刊也。”(28)在文学题材上，他们往往集中在言情之作上。江浙报人小说家编辑的报刊杂志，如《小说时报》《小说月报》《小说丛报》《小说季报》《小说画报》《游戏杂志》《眉语》等报刊都十分重视言情小说的编辑和刊发。他们根据小说的情调等又将这类言情小说细分为哀情、言情、奇情、艳情、苦情等二十余种，目的在于迎合市民的消闲需要。(29)在文学格调上，他们崇尚趣味，标举“兴味”。如包天笑《小说大观·例言》：“无论文言俗语，一以兴味为主。”(30)“标举‘兴味’是包天笑一以贯之的小说观念，他始终将作品是否富有艺术美感、文学趣味性，能否为读者喜欢、接受作为小说著、译的第一要素。”(31)显然，这种文学理论和实践都是江浙报人小说家群体重视文学市场化、市民化和娱乐化的结果。这不仅为广大市民提供了丰盛的文化大餐，也使报人小说家获得了丰厚的薪资稿酬。 江浙报人小说家群体能够成为上海文学建构的主体，首先是得益于地缘优势。江苏本为近代上海的省属地，而浙江则毗邻上海，因而江浙文人往来上海十分便利。值得注意的是，江浙报人小说家群体大部分属于环太湖流域区域的文人，而上海所在的松江府即是环太湖流域的八府之一。这不仅体现了地缘便利的优势，也揭示了地缘文化一体性的文化渊源。因为江浙沪同属于吴方言区，同时以环太湖流域为核心区域的江南文化自宋代以来就异常兴盛，尤其是明清时期，其兴盛的突出标志之一即是市民文化发达。如该地区的出版业和通俗小说都很兴盛，其面对的对象很大一部分就是市民阶层。这为江浙报人小说家群体承担近代上海文学建构的主体作用提供了深厚的文化资源，也是他们普遍表现出重市场化、市民化和娱乐化倾向的文化渊源。 上海本籍报人小说家群体数量不多，但其文学建构多呈现出上海本地特色，是上海文学建构的本地力量。韩邦庆无疑是上海文学建构的本地先行者。早在“小说界革命”兴起前，他就做过《申报》主笔，后又自办《海上奇书》连载其自撰小说《海上花列传》，是近代第一位名副其实的报人小说家。韩邦庆文人身份的现代转型，使得他对近代上海文学的关注也别具一格。《海上花列传》所书写的内容虽是传统的青楼故事，但关注的主角已是城市妓女群体，是近代上海都市化的城市产物。尤为突出的是，《海上花列传》“专用苏州土白演说沪上青楼情事”(32)，被胡适称为是“苏州土话的文学的第一部杰作”(33)。当同乡好友孙家振建议他改吴语为通俗白话，以使阅者易读，韩邦庆曰：“曹雪芹撰《石头记》皆操京语，我书安见不可以操吴语？”(34)这体现了韩邦庆对上海本地文学建构的主动性和自觉性。“方言是地方文化的重要特征”(35)，吴语虽为江浙沪共通之语，但近代以来，“上海成为全国商业的中心，吴语也因此而占特殊的重要地位”(36)，成为近代上海地域文化的重要标志和象征。 “小说界革命”兴起后，清末上海本籍报人小说家以周桂笙和陈景韩为突出代表。他们都受到梁启超改良群治的思想影响，但他们的文学主张和实践又都表现出近代上海作为国际大都市所具有的国际视野和现代开放性特征。周桂笙是清末著名的文学翻译家，先后在《新小说》和《月月小说》任总译述。其文学翻译有着“以新思想、新学术源源输入，俾跻我国于强盛之域”(37)的政治目的，但其翻译的侦探小说、科学小说、冒险小说、政治小说、教育小说等文学类型多为我国所无，尤以侦探小说为显著，体现了周桂笙文学视野的国际性和开放性。更为难能可贵的，他能够把国际视野的文学观念转化为上海本地文学创作，由外国侦探小说翻译转换为上海本地侦探小说创作，撰写了《上海侦探案》之类小说，并且把书写直接对准上海租界从捕快提拔而来的“包探”这类新型人物形象，使外来侦探文学本土化和上海化，这类题材也只有近代上海这个特殊的空间地域才会出现。陈景韩是清末另一位重要的上海籍报人小说家，任《时报》主笔，不但首开大报刊载小说之风气，而且与龚子英创编《新新小说》，与包天笑主编《小说时报》，对清末上海小说和小说报刊发展起了重要推动作用。陈景韩小说题材类型以虚无党和侠客小说为突出。这既体现了陈景韩重视小说“开通风气”的社会作用，也显示了其国际视野的文学观念，因为他是从中外文学比较中得出中国“无复仇之风”、“无尚侠之风”而倡导虚无党和侠客小说。(38)作为上海本地文人，陈景韩对上海都市市民的阅读需求也有敏锐把握，认为文学“有益”还得“有味”：“小说之能开通风气者，有决不可少之原质二：其一曰有味，其一曰有益。”(39)如其“侠客谈”系列小说中的《刀余生传》《马贼》都是盗贼救国救民的故事书写，歌颂了下层不入流的盗贼坚贞爱国，批判了上层统治者无耻嘴脸，小说题材新奇独特，情节扣人心弦，情境奇幻诡异，读者在兴味盎然的阅读过程中接受了教育的洗礼。当“小说界革命”退潮后，陈景韩和包天笑主编的《小说时报》又迅速地抓住了读者的阅读趣味，重视文学的趣味性和消闲性，成为民初上海都市文学浪潮的先导。 民初上海本籍报人小说家以王钝根为典型。王钝根最突出的文学贡献就是推动了民初上海新型市民文学的发展和勃兴。作为上海本地文人，他敏锐地捕捉到上海现代都市社会按照“星期”这种新型作息时间单位所产生的文化商机和文学需求，因而主编《礼拜六》杂志。《〈礼拜六〉出版赘言》曰：“人皆从事于职业，惟礼拜六与礼拜日，乃得休暇而读小说也。”又曰：“礼拜日多停止交易，故以礼拜六下午发行之，使人先睹为快也。”(40)《礼拜六》创办有着清晰而明确的市民阅读对象。这不仅建构起与上海现代都市社会以“星期”为作息单位相适应的新型市民文学，并且以这种新型市民文学刺激、引导上海市民进行健康的周末文化消费。《〈礼拜六〉出版赘言》曰：“买笑耗金钱，觅醉碍卫生，不若读小说之省俭而安乐也。……一编在手，万虑都忘，劳瘁一周，安闲此日，不亦快哉！”《礼拜六》也因此成为鸳鸯蝴蝶派的大本营，聚集了不少当时活动于上海的知名作家，由此亦称为“礼拜六”派。 综上所述，各乡邦报人小说家群体对于上海文学建构具有作用不同的侧重，但他们并不是各自为阵，实际上乡邦群体之间以及个体与个体之间都有着密切的交流与涵化。因此，清末民初的上海文学建构既有改良群治的时代政治印记，又有消遣休闲的娱乐文化张扬；既有上海新兴都市文化特质，又有上海之外的乡邦文化基因；既蕴含了中国传统文化内涵，又吸收了西方外来文化新质。由此形成政治与娱乐、乡邦与都市、本土与外来等各种文化元素交汇融合而成的近代上海文学。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