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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文学建构的群体游离 尽管各乡邦报人小说家群体为上海都市文学建构作出了突出贡献，为都市市民奉献了丰富多样的文化大餐，但他们并未真正地融入到上海都市社会当中去，在上海文学建构中有着浓厚而深刻的文化游离性。这一方面表现在文学书写中对上海有着辛辣的批判，另一方面则表现在文人精神皈依中有着深深的乡土情结。 上海作为文学书写的对象，在明清以前，几乎没有出现过；明清时期则偶尔有过。进入近代，伴随着上海逐渐成为国际化大都市，上海也成为文学书写的重要对象。据有关资料统计，1840年至1911年，全书主要以上海为书写对象的小说有54种，零星写到上海的还不算。(41)其中，直接以“上海”或“海上”题名的小说就有18种。(42)前者如《上海大滑头传》《上海空心大老官》，后者如《海上花列传》《海上尘天影》等。民国以后，上海更是成为文学书写的重要对象。文学书写中上海形象的大量出现，表明上海已经成为近代文学关注的焦点，是全国文学中心的标志之一。但是，上海形象在这些报人小说家笔下具有普遍“向恶”的负面批判基调。“他们创作小说时基本上取一种暴露种种‘黑幕’的立场，对上海的人、事、情以及官、商、妓等均取一种批判的态度。从狭邪小说、社会小说、商界小说等以上海为描摹对象的都市通俗小说的叙事来看，作家们对近代都市上海的种种场景充满了悲观主义心态，他们的小说中很少能看到上海都市化进程中正面的、积极的一面，所涉及的官界、商界、嫖界、学界、女界、革命界、司法界等社会各领域无不是罪恶纵横、物欲横流、道德沦丧”，上海“大致被书写成了一个罪恶渊薮、道德沙漠、人情地狱的负面形象”(43)。 例如，李伯元《文明小史》中贾子猷兄弟三人欲到上海去，其老太太表示反对，她说：“上海不是什么好地方……少年子弟一到上海，没有不学坏的。”(第二四回)其《官场现形记》叙陶子尧由山东到上海，临走时其姊夫叮嘱道：“上海不是好地方，你又是初次奉差，千万不可荒唐！”(第七回)在外乡人看来，上海就是“坏地方”的代名词。上海作为一座近代繁华的都市，其风气之“坏”主要表现在“嫖”、“赌”、“骗”等方面。吴趼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认为凡在上海来来往往的人，开口、闭口都在讲“应酬”，而“所讲的不是嫖经，便是赌局”(第一回)。“嫖”是近代上海社会最为突出的问题，有一大批描写上海妓女生活的狭邪小说，如《海上花列传》《海上名妓四大金刚奇书》《海上繁华梦》《九尾龟》《九尾狐》《十尾龟》等。妓院里的妓女有的主动以色相诱利，有的则是被逼为娼；嫖客们也是各色行相，有的被妓女玩弄，有的则玩弄妓女，如《海上繁华梦》里的潘少安凭借自己的倜傥外表，骗吃骗喝骗财骗色。妓院内外一团乌烟瘴气！“赌”是上海都市社会的另一大问题。如陆士谔《新上海》第四十回叙述了一位十八九岁的绝色女子被一个五十岁老太婆骗上赌桌，前两天先让不会赌牌的女子赢些小钱，第三天则由女子做庄，不但输光了钱，而且自己的身体也被骗做了抵押。“骗”往往和“嫖”、“赌”掺和在一些，而且骗局无处不在。 包天笑《上海春秋·赘言》说：“都市者，文明之渊而罪恶之薮也。觇一国之文化者，必于都市。”(44)上海作为“吾国第一都市”，“文明”与“罪恶”同时汇聚于此。陆士谔《新上海》也指出上海同时混合了“文明”和“野蛮”，其曰：“上海一埠是中国第一个开通地方……说他文明，便是文明；人做不出的，上海人都能做的出。上海的文明，比了文明的还要文明。说他野蛮，便是野蛮；人做不到的，上海人都会做的到。上海的野蛮，比了野蛮的还要野蛮。……在别处地方呢，‘文明’、‘野蛮’四个字是绝对相反的。文明了，便不会野蛮；野蛮了，便不能文明。上海则不然：野蛮的人，霎时间可化为文明；文明的人，霎时间可化为野蛮。做文明事情的，就是这几个野蛮人；做野蛮事情的，也就这几个文明人。不是极文明的人，便不能做极野蛮的事。”(45)这可谓典型地揭示了上海都市社会的本质。“文明”是上海都市社会的表征，而表征下面则是“罪恶”和“野蛮”。文学作品是作家思想情感的寄托和真实反映，报人小说家笔下的上海形象普遍具有“向恶”的负面批判基调，体现了乡邦报人小说家群体对于上海都市文化具有游离的普遍心态。 作为上海都市文化游离的另一种重要表现即是乡邦报人小说家群体普遍怀有浓厚的乡土情结。乡邦报人小说家群体虽然工作在热闹喧嚣的都市社会当中，并且在报刊编办和小说创作中主动迎合市民读者的阅读趣味，具有明显的趋俗倾向，但在生活当中他们却普遍怀有浓厚的乡土情结，向往和追求传统士大夫那种恬淡自处、闲适超俗的乡土生活情调和情趣。如周瘦鹃说：“插脚热闹场中，猎名弋利用工作之便，俗尘可扑，脱能急流勇退，恬淡自处，作羲皇上人，宁非佳事？”(46)并且指出：“种树读书，终老岩壑，则为吾生平唯一宏愿，始终不变，但愿其终有实现之一日耳。”(47)郑逸梅也表达了这种乡土情怀：“若得地十亩，必以三亩植梅，三亩树竹石，一亩凿莲沼，而所余三亩，凡筑屋庋藏文史图藉，鼎砚骨董，予偃仰舒啸其中，以度晨夕，此外则无所求矣。”(48)这是典型的以农耕生活为基础的旧文人乡土生活理想，与繁华喧闹的大都市社会格格不入。尤为突出的是，不少苏州籍报人小说家主持参与了具有旧文人结社性质的星社和青社，把旧文人的乡土情怀付诸实践。他们的活动形式有茶话、酒集、持螯会、春禊等，他们的活动内容有吟诗、作画、猜谜、文字游戏等，他们诗酒唱和，优游卒岁，与快速紧张的都市工作节奏形成了强烈的反差。(49)乡土情怀的向往和追求，实际上体现了乡邦报人小说家群体对上海都市文化的游离和不适。 乡邦报人小说家群体对近代上海都市文化具有普遍的游离心态，这是因为作为由“旧”而“新”的特殊文人群体，在新旧交替、中西碰撞这个特定的时空背景下，他们虽然在努力适应都市生存空间和报人新型职业，却也表现出旧文人固有文化心态的失落和无奈。具体而言，产生这种游离心态的原因有三方面。一是谋生与立命的分离。乡邦报人小说家群体离开故土来到上海大都市进行报刊编办和小说创作，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出于个人生存和养家糊口的谋生需要。虽然他们以此职业而获得了较为丰厚的薪水酬金，但旧文人传统的“传世”“用世”理想却无法得到实现，失去了旧文人一贯倡导的安身立命的精神寄托。如吴趼人即指出：“窃谓文章一道，大之可以惊天地、泣鬼神，寿世而不朽；次焉者，亦可以动魂魄、震耳目，以为救世之助。”(50)而小说只是雕虫小技，“于理学则无关于性命，于实学则无补于经济”。(51)“传世”心态的失落溢于言表。即便是上海本地文人也是如此，如王纯根《小说丛刊·序》曰：“大丈夫不能负长枪大截，为国家干城，又不能著书立说，以经世有用之文章，先觉觉后觉，徒恃此雕虫小技，与天下相见，已自可羞。”表现出了强烈的“用世”心态的失落。二是乡土与都市的对立。报人小说家群体从文化本源上来看仍属于乡土文人，是由旧文人转型而来，虽然他们有不少人接受过新式教育或是海外游历，但旧文人传统的思想观念依然根深蒂固，因此当他们以传统旧道德旧观念来看待都市社会和书写都市上海，就会形成一种强烈的对立情绪和思想。如包天笑就对上海批评道：“上海不是一个[好]地方，好似一只黑色大染缸，堕落进去便洗不清了。”(52)由其书写的《上海春秋》自然也就以揭露上海黑暗为主要思想内容。有的文人甚至在生活上都不能适应上海社会，如李涵秋1921年8月来到上海，次年九月就因不喜社交活动和吃不惯西餐而返回扬州。三是中土与西方的冲突。“上海这一近代中国最发达的都市，并非是中国农业经济发展的结果，而是外来西方文明刺激下形成的，带有殖民主义血腥侵略的种种气息”(53)，因此乡土与都市的对立，实质上还潜藏中土与西方之间冲突的文化本质。时人评议道：“未饮黄浦江水者，规行矩步如故也，一履其地，每多抑华扬洋，风尚所趋，不转瞬间，而受其同化。”(54)所谓“抑华扬洋”即是中西文化冲突的表现，其结果则是中土风俗不转瞬间而为西洋风尚所同化。正是基于上述三重原因，乡邦报人小说家群体普遍具有游离于上海都市的文化心态，这种文化心态既体现了他们固执守旧的一面，同时也有坚守本土反对殖民文化的民族主义内涵。 总而言之，作为一群由“旧”而“新”的特殊文人群体，清末民初报人小说家群体在中国文学由“古”而“今”、以“中”融“外”的“过渡转型”中起着重要的“桥梁”贯通作用。他们凭借新兴报刊平台建构起了适合现代都市市民阅读的新型文学，但文学书写和作家个人的精神皈依又固守着传统文人难以割舍的乡土观念和情怀；他们翻译西方文学作品，借鉴西方艺术手法，拓展中国文学书写的新形态，但同时又以中土传统文化思维进行了“过滤”和重构，虽然坚守了民族主义观念，同时也显得守旧甚至固执。他们在文学上的开拓创新之功非常突出，但其思想观念的保守缺点也十分明显，因此完全摧毁“旧”文学建立“新”文学，只能留给“五四”新文学倡导者，这是时代的因由。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