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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修身”抑或“古文辞” 在《致〈公言报〉函并答林琴南函》中，蔡元培反驳林纾关于北大主张“覆孔孟，铲伦常”的指责，称教员“其在校外之言动，悉听自由”，接下来，蔡校长软中带硬，反唇相讥： 譬如公曾译有《茶花女》《迦因小传》《红礁画桨录》等小说，而亦曾在各学校讲授古文及伦理学，使有人诋公为以此等小说体裁讲文学，以狎妓、奸通、争有妇之夫讲伦理者，宁值一笑欤？(34) 这里的各学校，主要指向林纾在京师大学堂及北京大学的授课经历。 林纾之“主大学讲席”，分为前后两段：光绪三十二年八月至宣统元年十二月(1906年9月-1910年1月)任预科及师范馆“经学教习”，宣统二年正月至民国二年阴历三月(1910年2月-1913年4月)任分科大学“经文科教习”。不是林纾转行，而是大学堂在发展，第一批预科学生毕业后，酝酿已久的分科大学方才得以成立。其中文科大学设中国文学、中国史学两门，林纾于是得以专心讲授古文。只可惜好景不长，三年后，林纾便被正值风雨飘摇的北京大学解聘了。 主大学讲席七八年间，林纾有很多著述，但与教学密切相关的，主要是1916年3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印行的《修身讲义》，以及1913年6月起在《平报》连载，1916年由北京都门印书局刊行的《春觉斋论文》(35)。在现代大学教书，必然受制于学堂章程及课程设计，不是自家擅长什么就讲什么。这两种与职务密切相关的著述，毫无疑问，前者对应的是预科及师范馆的伦理课，后者则属于大学部的中国文学课。有趣的是，讲授时间在后的“论文”，发表却在《修身讲义》之前，隐约可见世人评价以及作者的自我定位。 林纾所编《修身讲义》分上下册，封面及书眉均有“师范学堂、中学校”字样，标明适用范围。撰于1915年的序言，对该书的编纂宗旨及讲授效果有完整的记述： 南皮张文襄公长学部时，令各校以儒先之言为广义，逐条阐发，以示学生。时余适应李公柳溪之聘，主大学预科及师范班讲席，取夏峰先生《理学宗传》中诸贤语录，诠释讲解，久之积而成帙。迨业毕，遂移文科讲古文辞，不再任此矣。窃谓集英俊之少年，与言陈旧之道学，闻者必倦。而讲台之上，亦恹恹以晷刻为长。践此席者，多不终而去。自余主讲三年，听者似无倦容。一日钟动罢讲，前席数人起而留余续讲。然则余之所言，果不令之生倦邪？后此又试之实业高等学堂，又试之五城中学堂，皆然。似乎此帙为可存矣。(36) 第一，此讲义除在京师大学堂预科及师范班讲授外，还在实业高等学堂、五城中学堂等使用；第二，作者认同明末清初理学大家孙奇逢(1584-1675)的讲学宗旨，同样“朱陆并举，以有益于身心性命者为宗”；第三，具体讲授时，选择孙纂《理学宗传》中诸贤语录，“逐条阐发，以示学生”；第四，因讲者对先贤之言体会深刻，表达生动，教学效果极佳，因此，才有必要在结束讲课多年后，刊行此讲义。 “伦理”作为新式学堂的必修课，小学、中学(及师范)、大学均有开设。查1902年颁布的《钦定高等学堂章程》及《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无论政科、艺科还是预备科，每年均必须开设伦理课，其教学目标是：“考求三代汉唐以来诸贤名理，宋元明国朝学案，暨外国名人言行，务以周知实践为归。”(37)具体到林纾任教的京师大学堂师范馆，同样是伦理课排第一，不过四年教学任务略有分工：第一年“考中国名人言行”，第二年“考外国名人言行”，第三年“考历代学案，本朝圣训，以周知实践为主”，第四年“授以教修身之次序方法”(38)。这只是纸面文章，查当年坊间所刊各种伦理或修身的讲义，没有如此细致划分的。倒是林纾与蔡元培各自所编“修身讲义”在宗旨及体例上的巨大差异，值得认真辨析。 1910年2月商务印书馆刊行陆费逵所编“师范讲义”之《修身讲义》，版权页上有“山阴蔡元培编辑”之《中学修身教[科书]》的广告：“此书原本我国古圣贤道德之要旨，参取东西伦理学大家最新之学说，自修己，推及家族、社会、国家。秩序井然，有条不紊，说理精透，行文简亮，毫无枯寂干燥之弊，非寻常修身书所可比。”此时书尚未刊，两年后商务印书馆正式推出时，曾在1912年6月22日《民立报》刊登广告，措辞多有修订，删去了“自修己，推及家族、社会、国家，秩序井然，有条不紊”，以及“毫无枯寂干燥之弊，非寻常修身书所可比”，增加了“本书为山阴蔡先生留学德国时所著”，目的是说明此书为何能“熔中外于一冶”。至于结尾处的“出版后大受学界欢迎，原书分订五册，今重行修订，合订一册”，终于让我们明白，此乃旧书重刊。 这就说到了蔡元培《中学修身教科书》的编纂及出版过程。因作者曾因言论大胆而被张之洞斥为“谬妄”，商务印书馆为稳妥起见，此书前三册1907年12月出版时署“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编”，1908年3月刊行后两册，方才称“蔡振编”(39)。民国成立，蔡元培成了首任教育总长，1912年的订正本于是堂堂正正地标明“山阴蔡元培编辑”(40)。问题在于，蔡元培1907年6月10日随出使德国大臣孙宝琦启程赴德，此前三天，张元济已有信称：“修身书第一册稿本已收到，感谢无已。未去国以前，如有续成者，仍望见寄为祷。”(41)考虑到此书不久即公开刊行，其撰写与作者之“留学德国”其实关系不是很大。 对比此前蒋智由所编《中学修身教科书》(1906年)或此后陆费逵所编《修身讲义》(1910年)，蔡元培《中学修身教科书》的最大特点在下篇。上篇五章分论“修己”、“家族”、“社会”、“国家”、“职业”，属于规定动作，那时的修身教科书大都如此结构(42)；而下篇除“绪论”及“结论”外，第二章“良心论”，第三章“理想论”，第四章“本务论”，第五章“德论”，很能显示蔡元培“熔中外于一冶”的学识与关怀。 相对于蔡书的学有本原，兼及中外，林纾的《修身讲义》仅以孙奇逢《理学宗传》为蓝本，引一句格言或一段妙语，再以“纾谨按”或“林纾曰”的形式加以发挥，明显落后多了。但有一点，林纾这么做，符合当年朝廷公布的章程，属于中规中矩。查1903年《奏定高等学堂章程》，在第一类学科第一年的“人伦道德”课下面有注：“摘讲宋元明国朝诸儒学案，择其切于身心日用而明显简要者。”(43)介绍过三类学科各三年的修身课程，章程中还有总论性质的一段话： 外国高等学堂均有伦理一科，其讲授之书名伦理学，其书内亦有实践人伦道德字样，其宗旨亦是勉人为善，而其解说伦理与中国不尽相同。中国学堂讲此科者，必须指定一书，阐发此理，不能无所附丽，以致泛滥无归。查“列朝学案”等书，乃理学诸儒之言论行实，皆是宗法孔孟，纯粹谨严；讲人伦道德者自以此书为最善。惟止宜择其切于身心日用而其说理又明显简要、中正和平者为学生解说，兼讲本书中诸儒本传之躬行实事以资模楷。若其中精深微渺者，可从缓讲；俟入大学堂后，其愿习理学专门者自行研究。又或有议论过高，于古人动加訾议，以及各分门户互相攻驳者，可置不讲。讲授者尤当发明人伦道德为各种学科根本，须臾不可离之故。(44) 同是“勉人为善”，“发明人伦道德”，因中外情势有异，章程要求修身课的教习重在阐发宗法孔孟且纯粹谨严的“理学诸儒之言论”。为了防止“无所附丽，以致泛滥无归”，最好是“指定一书，阐发此理”。而这正是林纾所做的——选择“列朝学案”性质的《理学宗传》，讲授时注重“切于身心日用”。局限于传统的“修齐治平”，仍在理学框架中打转，与蔡元培之以“修己”、“家族”、“社会”、“国家”等来展开论述，完全不在一个层面上。 但这不等于说，谨依章程、固守传统的林纾，其课堂就一定不精彩。说到底，这种中学、师范或预科的“政治课”，没必要有那么高深的学理——连“章程”都称“其中精深微渺者可从缓讲”——关键在于养成立场与趣味。可就像林纾说的，“集英俊之少年，与言陈旧之道学，闻者必倦”，这门课其实是很不好教的。而林纾竟然有本事，让听众欲罢不能，他到底是怎么教的，值得仔细观察。 谈及宋儒张载(1020-1077)的“挤人者人挤之，侮人者人侮之”，林纾的《修身讲义》有曰：“时彦言平等自由，纾始闻之，以为说近于释迦、庄周之言。既而思之，吾人亦万万不能离此而立。平等宜作敬人说，自由宜作不侵犯同类说。……以守旧人发斯义，诸君子或不齿冷我也。”(45)很明显，谈论“自由”、“平等”等新词，非林纾所长，连他自己都必须自我解嘲。整本《修身讲义》，极少引用新词，更不要说新学说了，一是不懂，二是不屑。于是，林纾调转方向，不纠缠“学理”，而直奔“文章”而去。如辨析程颢(1032-1085)的“富贵骄人，固不善；学问骄人，害亦不细”，林纾将其掰开来，分两段讲，前半不引，请看后半： 至学问一道，尤非骄人之具，人人知之矣。纾则尤谓学问与武技同其危险。武技之有少林，可谓精极，然张三峰则尤称为内家。以外家之术，遇内家，往往而败。故善兵者，不言兵，正防高出于己者，适足为人所踣。唯学亦然。外国之名为普通，即中国之所云博也。既名为博，则当无所不知，犹之然灯于高竿之上，持之四照，以为足以遍烛。然宁无暗陬所不必至之地，伏弩骤发，亦不胜防。道在博其学，弗博其名。名者万矢之所注也。而矢来有响，则能备；矢来无响，则又何从而备之？贵在重闭而已。重闭之云，即不骄之谓。不骄则遇人能容。须知学士之大病痛，是当面揭人之短。人家言语谬误，从而正之，居心岂不忠厚？然亦须有礼，始不招怨。(46) 接下来，林纾讲某人因逞能而得罪了强人，落得悲惨结局，以此来说明有学问的人须学会藏拙。如此讲述，没什么高深学理，但“切于身心日用”。更重要的是，道理虽然简单，讲述却很生动，课堂效果肯定不错。某种意义上，这与作者译著小说的经验不无关系。至于讲“学问”而引入“武技”，不能不让人联想到此前三年林纾在商务印书馆刊行的笔记体小说《技击余闻》(47)。 与此类似的以人情练达且讲述生动著称者，还可举出畅谈朱熹的“直须抖擞精神，莫要昏钝。如治病救火，岂可悠悠岁月”，以及辨析明代理学家薛瑄的“将圣贤言语作一场说话[话说]，学者之通病[患]”(48)。可惜校订及考证均非林纾所长，书中不时出现若干讹误。 如果说蔡书的特点是“说理精透”，那么林著则以“讲述生动”见长。1915年秋，林纾写信给五儿林璐，教诲他“不把有用之光阴虚掷”，除“每日功课刻刻留意”外，还可读自家所编《修身讲义》：“《修身讲义》时时披览，此中不惟可以修身，而且可学文法也。”(49)这是个很有趣的提醒。如此“阅读秘诀”，或许正是作者的潜意识——发挥自家“古文辞”方面的特长，将“政治课”讲成了“语文课”。 在成为京师大学堂及北京大学中国文学门教习之前，作为该校预科及师范馆的经学教员，林纾有责任讲好“修身”课。西洋伦理非其所长，宋明理学也无专研，林纾的诀窍是，以讲授古文的方法来讲修身，沉潜把玩，妙趣横生，效果很不错。若不考虑教育宗旨，单从课堂效果着眼，将“修身课”讲成了“古文辞”，未尝不是一条讨巧的路。更何况，林纾对古文确有体会，娓娓道来，犹如一则则浅白但生动有趣的短文，难怪“听者似无倦容”。时过境迁，绝大部分修身教科书早就被淘汰了，反而是林纾的《修身讲义》值得一读，这实在是个奇妙的错位。 说到讲授古文，比起《修身讲义》更为本色当行的，无疑是林纾离开北大后不到两个月便开始在《平报》上连载的《春觉生论文》(1916年都门印书局刊行时改题《春觉斋论文》)，以及第二年10月由商务印书馆刊行的《韩柳文研究法》。按时间推算，这两种林纾最重要的“专著”，应该是其在京师大学堂及北京大学教书时的讲义，或曰“科研成果”。正是此二书的得与失，让我们明白时代转型中林纾的困境。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