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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展现型”文学的历史流变 建安二十二年，邺下诸子相继并没，“徐、陈、应、刘，一时俱逝”(曹丕：《又与吴质书》)。但是，“邺下风流”并没有随着当时文人集团的解体而烟消云散，而是在士大夫阶层进一步拓展的基础上，逐渐成为文坛的主流生态。 豪族士大夫虽在曹操的刑名法家路线下略有收敛，但是很快随着西晋篡权而进一步迅速膨胀。原本为遏制名士操控选举权而实施的九品中正制，很快被士族大姓利用，成为他们把持清流官位一种手段(11)。东晋更是门阀士族把持的政治，帝王几成傀儡(12)。据毛汉光统计，两晋南北朝时主要官吏的出身比例为，士族：小姓：寒素≈7：2：1(13)。但是，在士族享有特权的门第社会中，士大夫阶层并非一个统一的实体，各个家族之间又因实力和地位不同而被分为高低不等的单元，有所谓“势门”“次门”之分。决定家族地位的关键因素当然是政治上的文韬武略，这在东晋尤为明显。但是，随着南朝皇权的回升，被排斥出核心权力圈之外的门阀士族，越来越依赖门望来维持其世代簪缨的地位了。 士族的门望要靠芝兰玉树般的优秀子弟来维系和展现，具体来说，门第中人所希望的佳子弟，“一则希望其能具孝友之内行，一则希望其能有经籍文史学业之修养。……其前一项之表现，则成为家风。后一项之表现，则成为家学”(14)。家风重在实践笃行，家学却要在宴会群居、社交应酬中展现出来，方能赢得士林赞慕，提高门望。当时，上流士族早已形成一个固定的社交圈子，彼此间通过饮宴、聚会、游览、饯别、诗文唱和等活动气类相接、酬赠频繁。这个圈子左右着社会舆论，但将寒微之人排斥在外，所谓“士庶天隔”“不妄交接”是也。士族子弟在这个社交圈子里的表演一番漂亮的清谈或诗文，就能够誉集朝野、标的当时。例如刘孝绰侍宴梁武帝，“于坐为诗七首，高祖览其文，篇篇嗟赏，由是朝野改观焉”(《梁书·张率传》)等等。 文学被当作了士族社交圈里时髦的自我标榜工具，这与邺下唱和的生态环境一脉相承，也是邺下“展现型”文学进一步拓展的社会基础。因为士族的推重，社会上形成了普遍尚文的风气，“贵贱贤愚，唯务吟咏……世俗以此相高，朝廷以此擢士”(《隋书·李谔传》)。朝廷高官在举荐人才时，也会特意标榜被举者的文采，例如齐始安王萧遥光在推荐王暕时就提到其“辞赋清新，属言玄远”(《梁书·王暕传》)。在这种风气之下，士人的才能、品格评定很大程度上依靠“文学表现”，因此，读书人要花很大精力精心研习文学，例如张率“年十二，能属文，常日限为诗一篇，稍进作赋颂，至年十六，向二千许首”(《梁书·张率传》)。但是，仅仅如此还不够，士人还要能在社交场合漂亮地展现。 社交圈里文采的漂亮展现首先是要迅捷，例如，“竟陵王子良尝夜集学士，刻烛为诗，四韵者则刻一寸，以此为率。文琰曰：‘顿烧一寸烛，而成四韵诗，何难之有。’乃与令楷、江洪等共打铜钵立韵，响灭则诗成，皆可观览。”(《南史·王僧孺传》)这便是当时社交场作诗的情景。惊人的写作速度被世人和史家津津乐道的传述，袁宏、张率、谢徵、虞世基等人即是时代的佼佼者。 追求新变也是社交圈文学的法则，“习玩为理，事久则渎，在乎文章，弥患凡旧。若无新变，不能代雄”(《南齐书·文学传论》)。对于作家来说，越是打破常规，就越容易标新立异、骇动视听，引起世人注目。张融《门律自序》曰：“丈夫当删《诗》《书》，制礼乐，何至因循。”梁简文帝在《诫当阳公大心书》中言：“立身之道与文章异。立身且须谨重，文章且须放荡。”这里的“放荡”指的是思维活跃、不拘一格之意。六朝的文学风尚，从东晋玄言、晋宋山水、永明声律到宫体诗无不是作家刻意求新的结果。 当然，由展现型文学的特质决定，文学的创新主要在“文学的表现”即形式上。而在文学内容上，四百年乱世的忧患在诗文中表现的极少，主要是展现士族雅趣的玄理智悟、山水雅趣或者日常琐事细物。邺下“诗赋欲丽”的追求，在两晋南朝不再单指文辞的华茂，而是竞相追逐新的表现技巧。 举起大端，六朝文学形式上的求新求难主要有：用典、对仗、声律。诗文用典不仅是为了在短短的篇幅内增加内容含量，求得尺幅千里的表达效果，也是士大夫夸博炫奇的需要。所以，用典讲究新人耳目，例如王僧孺“好坟籍，聚书至万余卷，……其文丽逸，多用新事，人所未见者，世重其富”(《梁书·王僧孺传》)。同是还讲究用典高妙、令人不觉，例如沈约言“文章当从三易：易见事，一也；易识字，二也；易诵读，三也”，引起了北朝文人邢邵的赞叹(《颜氏家训·文章篇》)。诗文讲究对偶和声律，无疑也是为创作设置了更难的规则，所谓“宫商之声有五，文字之别累万。以累万之繁，配五声之约，高下低昂，非思力所学，又非止若斯而已也。十字之文，颠倒相配；字不过十，巧历已不能尽；何况复过於此者乎!”(沈约：《与陆厥书》)。但是，规则越是苛刻，就越能使文学变为少数上层天才文人的专利，文学作为标榜工具的价值就更高。这，也就是将用典、对仗、声律综合起来的骈体文盛行于一时的原因。 (责任编辑：admin) |